四
《雪山飞狐》是一部炫技的作品,因此,以往的金庸研究者在讨论《雪山飞狐》这部作品的时候,通常都是大谈特谈其精巧的结构,而对其主题则往往语焉不详,鲜有论述。甚而认为《雪山飞狐》只是一部展示文学技巧的作品,因此主题被淡化,既不深刻,也不重要。
在我看来,则感觉《雪山飞狐》与《侠客行》在主题表现上,确有颇多相似之处,总括来说就是全书所表达的主题颇多,但缺少一个主线将这些主题串联起来,因此使得全书主题虽多,却杂乱无序,零散而无法统一。
《雪山飞狐》通过众人讲故事的形式,主要叙述了三个故事,一是闯王生死及宝藏的秘密与胡、苗、田、范四家的百年恩怨;二是胡一刀与苗人凤的决斗;三是田归农之死及天龙门内外人等的钩心斗角。这三个故事具有各自的主题,闯王故事的主题是家国天下和英雄末路,由此引起了胡、苗、田、范四家的复仇主题;胡一刀与苗人凤决斗的故事是复仇主题的延续,也是英雄惺惺相惜的主题。至此,主线尚还清晰。但随后天龙门的钩心斗角和“寻宝”故事,表面看起来应该是“财帛动人心”和“人心难测”的主题,但这与前两个故事虽然在情节上具有关联性,但在主题的关联性上,至少在表面看来是不明显的、是很弱的。至于结尾部分的大内侍卫捉拿苗人凤和苗人凤与胡斐的对决,有着明显仓促结尾的痕迹,主题似乎又回到了“复仇与宽恕”的主题上了。从全书角度看来,感觉“复仇与寻宝”主题应该属于主线地位,但是全书最精彩、着墨最多的情节却是胡一刀与苗人凤的英雄惜英雄。在这段精彩的情节中,仇恨与宝藏也不过是故事的点缀和背景而已。
我们在讨论《侠客行》的主题时,遇到的是相同的情况。《侠客行》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因此,我比较倾向于《雪山飞狐》也同样是一部仓促结束的未完成的作品。正因为没有完成,所以对于《雪山飞狐》主题的讨论总是感觉顾此失彼,找不到重点。这也就难怪很少见到讨论其主题的研究文章了。而如果故事情节充分展开,利用胡斐与苗人凤这两代人的穿插勾连,将闯王生死之谜、宝藏的秘密与朝廷欲获取闯王宝藏而引起的江湖与朝廷的对抗;胡苗田范四家立场的分化与背叛;各方势力之间以及各方势力内部之间的钩心斗角等情节关联、凝聚到一起。而胡斐则充分继承胡一刀的大侠风范,与苗人凤共同撑起家国大义与英雄侠义的精神内核。这样所有零散的主题便可以被侠义主题所串联,形成一个相辅相承的完整整体。相信以金庸先生之大才,定能将其写的精彩纷呈,荡气回肠。
陈墨先生认为《雪山飞狐》的第一主题是复仇,第二主题是爱情的悲剧(这是指什么我没能理解),第三主题是人性的贪婪。 但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更倾向于胡一刀与苗人凤的磊落豪迈的侠义精神作为第一主题。但如果以此来总结全书的主旨,感觉天龙门故事的一片鬼域并不能涵盖在这一主题之内。无奈之下,我们暂且也采取各位前贤评价《雪山飞狐》之故技,拿小说的技巧来说事儿吧。以此标准,《雪山飞狐》的主旨可以概括为——“解谜”!
《雪山飞狐》的底色,其实还是传统的“复仇母题”和“夺宝母题”。故事也是基于由“闯王宝藏”引起的胡苗田范四家百年间纠缠不休的“复仇”而展开的。全书可以说是将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时被杀,其子胡斐为父报仇作为主要的叙事结构。
对于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我们在说《碧血剑》的时候,已经有过讨论,在此不妨再多说几句。陈墨先生在《新武侠二十家》中总结了武侠小说的八种基本叙事模式。 第一种便是“复仇模式”。 “复仇模式”的合理性基础,则在于儒家“血亲复仇”的观念。陈平原先生指出,“报恩仇”被引进武侠小说,“早在唐代就已露端倪, 可真正成气候则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也既是民国旧武侠小说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复仇”模式成为武侠小说的一种固定模式,而且对复仇的初步反思也肇始于此。江湖中“冤冤相报”式的复仇被视为一种民族瘤疾而引起武侠作家的思考和批判,并出现了很多从不同角度对复仇进行的反思, 如复仇引起的无休止的恩怨;复仇手段的残忍;复仇与爱情的纠葛等等, 并进一步试图探讨消泯仇恨的心理动因。
到了新武侠时期,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作家在创作初期,都是突出家国大义和个人私怨之间的关系,推崇为民族、国家大义而放弃私仇的侠义精神。中期则家国情怀稍减,江湖恩怨渐多,在复仇观念上,则是突出了放弃仇恨、共享和平的主张。金庸创作的后期,复仇主题已经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其在后期作品中的复仇情节,则是向挖掘人性与体现人生感悟的方向发展。
《雪山飞狐》是金庸早期作品,在其之前及与其同期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金庸突出的是家国利益,侠客的私仇要服从于家国大义,在侠客舍私为公的选择中,突出其“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在《雪山飞狐》中, 家国观念和历史背景有所淡化,血亲复仇集中到了江湖恩怨模式上。而且金庸对传统的复仇模式进行了一个大的突破。从古典小说到民国旧武侠,主人公的杀父仇人基本上都是反面角色,血亲复仇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在《雪山飞狐》中,复仇的对象却一反恶人的传统形象,而是同样光明磊落的大侠。这无疑使得复仇模式呈现出了复杂化的样态。
但是,就目前《雪山飞狐》的成品来看,复仇模式看似作品的主题,但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展开的却并不充分。胡斐与苗人凤的“复仇”冲突极为潦草,彷佛只是故事的“背景板”。但在紧接其后的《神雕侠侣》中,这种复仇模式却被完整继承并得以充分展开。在杨过对郭靖的复仇行动中,复仇的正义性便不断遭到质疑, 复仇的复杂性也在不断被深化。
到了《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则以宽容的态度来理性地对待复仇。《天龙八部》中萧峰的复仇则在“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因果纠缠中失去意义。《笑傲江湖》中林平之因复仇而扭曲了人性,此时的“复仇模式”已经不再关注于复仇的正义性,而是更注重于对人性的思考与挖掘。对于人道主义、民族大同,对于人性的善与恶,对于个体的生命、爱情与自由等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复仇意志。对于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可以有更为深层次的思想解读的,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兹不赘述。
我们回到《雪山飞狐》之中。《雪山飞狐》虽然有了一个复仇母题的框架,但成书中却只是将复仇作为了一个背景线索,这也是我认为《雪山飞狐》并未完成的原因之一。全书通过众人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是解了两个“迷”,一是胡一刀死亡之谜,二是田归农死亡之谜。而后通过全能视角描述了胡斐与苗人凤的决斗。胡一刀与苗人凤决斗的故事,可以说是仇恨的“缘起”,胡斐与苗人凤决斗的故事则是复仇的“冲突”,而胡斐与苗若兰的倾心则是仇恨的“消解”。虽然对于仇恨的冲突与消解情节非常简陋,但却不失为一个完整的“复仇模式”的故事链条。但这中间的“田归农之死”则应该算什么呢?似乎可以算是“夺宝主题”。但是这段情节与复仇主线之间却缺少直接关联,虽然故事很精彩,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跑题”了。这段故事中,胡斐给田归农送去了一张拜贴,并使得田归农心神不安。这个情节后续没有了交代,成为了无用的“弃子”。但或许这个情节才是原本构思中将复仇主题与夺宝主题进行融合的关键。但是很遗憾,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其中的情节具体应该是如何的安排了!
胡一刀与苗人凤决斗的故事,就是全书复仇模式的“缘起”,其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复仇模式的类型——“友情与仇怨”模式 。苗人凤之所以要费尽心机要找胡一刀比武,是由于误会胡一刀是其杀父仇人。而胡苗二人一经晤面,便迅速因对方的侠义气概而互相吸引,惺惺相惜。二人之间虽有着世仇纠葛,但却倾心相交,甚至可以托妻献子。血亲复仇是来源于世俗礼教的要求,而侠义间的知己之交则是发自个体的内心本性。如果复仇的对象并非十恶不赦的奸恶之辈,而是同样光明磊落的侠义之辈,这仇该当如何来报?如何处理这种“友情与仇怨”的冲突,便摆在侠义英雄的面前,也摆在读者面前。
但胡苗二人并没有解决这个冲突,胡一刀被小人所害而身死。金庸用一个意外事件中止了这个冲突,但实际上却是将这个冲突留给了胡一刀之子,本应是真正故事的主人公——绰号“雪山飞狐”的胡斐。
王立先生认为,“‘友情大于仇怨’是一种启悟性母题,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对傅统两极对立思维定势的否定与超越。……上述母题却深刻地揭示出:复仇主体与复仇对象二者,并非正邪不两立,不见得都是善对恶、好人向坏人复仇,完全有可能实质上仇怨双方都是好人,都是英雄,他们之间在某种伦理规定性支配下的仇杀是肯定不合理的。因而,其启悟人们复仇本身是否都具有正义性、合理性的更深入全面的反思。”
胡苗决斗的故事真正精彩之处并不在于对复仇主题的挖掘。而是对于胡一刀与苗人凤二人侠客形象的塑造和二人之间由“侠客精神”所生发的肝胆相照。在对胡一刀形象的塑造上,金庸突出的是武侠人物的豪爽大器、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和急人所难。这个形象完全走出了前期具有知识分子烙印的文士侠客的彬彬有礼、温润如玉的形象,也摆脱了粗豪形象的人物必然是性格莽撞的配角的传统模式,是金庸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侠客形象。
田归农之死的故事,分量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但却明显脱离了前期的复仇母题,似乎转向了“夺宝母题”,但其实描写的却是“人心险恶”,是人性的主题。“一桌子高谈阔论的武林人士在互谈往事中揭露出上代人的卑劣隐私与阴谋,并互相揪斗攻击,丑态毕露。”“金庸对于人性的真正体验与批判,是从《雪山飞狐》开始的。”
《雪山飞狐》应该说就是一个“复仇+夺宝”母题的框架,但是不论是复仇,还是夺宝,都是潦草收尾。复仇主题还算有所展开,夺宝主题基本属于还没有展开,便走向结束了。田归农之死的段落应该只是夺宝主题的一个开端,接下来就应该引入朝廷势力与胡苗田范四家之间关于寻宝、夺宝之间的博弈了。这样的发展才应该是故事的正常展开。而不是目前定本中一群“杂鱼”就轻松破解了宝藏的秘密,然后为了宝藏自相残杀。至于为何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我也曾猜测可能是由于篇幅不够,作者便做了简化处理。但在看过罗海雷的《查良镛与<大公报>的小秘密》后,知晓了原来《雪山飞狐》是金庸临时终止,仓促结尾的作品。这样一来,则所有一切的疑问便都解释的通了!
《飞狐外传》开篇铁厅烈火的故事,延续了《雪山飞狐》的复仇母题。而且是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复仇模式。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明确表示:“武侠小说中,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老不减,至死不变,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金庸这段话,感情很是充沛,所以我总感觉是有感而发。也许是对父亲蒙冤而死的一种情绪发泄吧。
虽然商老太这个人物的身上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但其结局也同大多数反派人物一样,作茧自缚、身死道消。这也就说明小说并没打算在这个人物和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发挥。
《飞狐外传》的主旨,金庸在后记中已经明确说明“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所以的《飞狐外传》的主旨便是一个“侠”字。
《飞狐外传》可以说是金庸真正从主观上希望表达侠义观念的作品。在《飞狐外传》之间的作品中,金庸将侠客放在了历史转折时期,让侠客参与到历史变迁之中,并将侠客的境界上升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境界。但是这样的侠客形象实际上却承担了太多政治色彩。但侠客的本源,却应该是来自于民间的、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正义的维护者。
金庸曾经表示:“我的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武侠小说精神在侠,这个侠字不是武字,侠就是为了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的,永远有的,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永远存在的。” 这可以说是金庸对于“侠”的精神本质的阐述。这个“侠”字不仅是在国家危难时的慷慨赴义,也是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见义勇为。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以往的武侠小说中,很多的所谓侠客形象实际上只是一些会武艺的普通人,他们的思想境界并没有达到侠的要求;而武侠小说也只是描述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和麻烦的过程。为此,金庸为自己笔下的侠客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之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心目中的侠的形象,是基于儒家思想文化中关于大丈夫标准的升华。小说中的侠客胡斐,为了替素不相识的贫民钟阿四一家伸张正义,丝毫没有个人的利益诉求在内,凸显了侠客行为的正义性和侠客的思想高度。在追杀恶霸地主凤天南父子的过程中,胡斐舍生忘死,经历并顶住了武力、富贵、威武的考验,已经是符合孟子所说,为儒家所提倡的具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形象。但这还不够,胡斐还需要承受美色、哀恳和面子的重重考验,才能满足大侠的标准。
那么金庸又为何要为他理想中的侠增加这样的三条标准呢?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面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上是最难处理的关系,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维持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但对于身处人情社会中的我们,也都很清楚人情社会的最大弊端便是会导致公平、正义的丧失。“杀人不过头点地”、“法不外乎人情”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司法领域便会挑战法律的权威性,进而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古典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里,“人情”与“面子”更是侠客行走江湖所万万不能忽视的,江湖人性命可以不要,面子不能丢。“不给面子”便是对江湖人最大的羞辱,足以引起一场大战。金庸在胡斐身上增加的这三条标准,可以说是已经突破了传统侠的观念,将现代社会中的公平、正义的精神融入到侠的标准之中,使侠客成为公平、正义精神的维护者和践行者。这可以说是金庸对传统的侠客形象和侠客精神的一种完善与提升。
但是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却也自陈,“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这也就等于作者自己承认了人物塑造的不成功。在新修版的后记中,金庸则进一步补充了不成功的原因。“立意写一种性格,变成‘主题先行’,这是小说写作的大忌,本书在艺术上不太成功,这是原因之一。”
“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固然会造成概念化和公式化,进而只能写出一些“高大全”式的英雄模版。人物缺乏生动性,情节缺少合理性,小说整体便也缺乏深度。但这也只是《飞狐外传》不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这里便简单梳理一下飞狐外传创作上的制约因素。
首先,在故事情节上,陈墨先生总结《飞狐外传》的故事线索有六条之多。分别是“英雄年少”、“胡斐寻仇”、“报恩”、“情孽纠缠”、“天下掌门人大会”和“追杀凤天南”。 陈墨先生认为“这六条线索相互纠缠交织,相互关联串连,虽相对独立却又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于此可见《飞狐外传》的结构之精妙。” 但是我的看法有些不同。《飞狐外传》这种结构方式确有巧妙之处,但也不过就是武侠小说的“行走江湖”模式。侠客在江湖上游荡,碰到不同的事情,解决不同的麻烦,更像是《西游记》的系列故事的模式。旧武侠小说中这种模式更为普遍,这种模式的弊端便是结构松散,主题分散,优点是创作灵活、主题丰富。陈墨先生又说;“更重要的是,这不可或缺的六条线索组成了胡斐一段悲苦却又多彩多姿的完整的人生经历,六条线索组成了胡斐这一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象侧面,以及不同的性格层次、不同的人生经验与体味。” 这个结论我则不能认同,因为我并没有看出这六个故事中胡斐有不同的形象侧面和性格层次。更没有看出哪个故事是在侧重表现哪一方面的形象侧面和性格层次。陈墨先生在其《重读金庸》一书中,却又表示“书中写了胡斐的不少事情,多条故事线索但不是每一条故事线索都真正完全发挥了描写人物的功能。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故事线索中,胡斐的性格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也没有多少深化,只是跟着故事情节走。” 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
以我看来,这六个不同的情节线索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既没有很明确的主次关系和递进关系,情节的转折、关联也不够顺畅。倪匡先生认为:“《外传》的主段,欲放不放,但旁枝却精采纷呈。” 支线剧情不仅未能为主线剧情服务,反而超越主线剧情,形成“强枝弱干”的局面。使得小说的主线进程分散,进而也使得主题分散,更影响了小说主题深度的表达。
金庸表示在写作《飞狐外传》的时候,每十天写一段,每八千字成一个段落。并感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每八千字成一段落的节奏是绝对不好的。” 《飞狐外传》每段情节之内精彩纷呈,但整体却略显支离,与金庸所述的情况正可以相互印证。
其次是受到前作《雪山飞狐》的制约。《飞狐外传》可以说既是《雪山飞狐》的续集,又是前传,所以在情节发展上,前后都要受《雪山飞狐》的制约。作为续集,《雪山飞狐》中的人物要顾到,要有出场露脸的机会;《雪山飞狐》中没有交代清楚的情节,在续集中要补充完整,比如苗人凤与南兰的情节。作为前传,故事发展的方向便已经被锁死了。这一点其实对《飞狐外传》的限制和影响更大。因为《雪山飞狐》中,金庸是为胡斐安排了与苗若兰的爱情戏的。如此一来,在《飞狐外传》中,胡斐要么没有爱情戏份,要么就只能是爱情悲剧的戏码。这两条哪一条对于一部武侠小说,甚至通俗小说都是致命的缺陷。面对如此两难局面,金庸也只能做出爱情悲剧的选择。
第三,则就是爱情悲剧的制约。《飞狐外传》的爱情描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雪山飞狐》已经将胡斐与苗若兰安排在了一起,但在《飞狐外传》中,苗若兰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二人显然不可能在此时提前发展感情。而在一部通俗作品中,如果主角没有感情戏,读者显然不会买账。对此,作者也只能在夹缝中想办法,为主角安排感情戏,但这些感情戏却又不能有结果。这便需要采用爱情悲剧的写法。金庸这样做了,爱情悲剧写的也很成功。但是爱情悲剧的哀婉忧伤却与热血豪情的侠义主题发生了冲突,并且是忧伤盖过了热血,这就使得小说在侠义精神的塑造上大打折扣。戈革教授便认为:“我常以为,武侠小说不应有悲剧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上,《飞》书是失败的。” 特别是胡斐在《飞狐外传》中经历了与程灵素、袁紫衣的一场锥心刺骨的感情经历后,在《雪山飞狐》中却又和苗若兰一见倾心。这对于胡斐的理想侠客人格可谓是重大冲击,毕竟具有一段稳定、忠诚的感情是完美侠客人格的重要部分,也是儒家礼教的“夫义妇顺”(《劝忍百箴》)的要求,也是儒家君子“修齐治平”的修身原则。胡斐在感情问题上的拖泥带水,尤其是对全书最为成功的角色——程灵素在感情上的伤害,成为胡斐理想侠客人格塑造上最大的负面影响。
对此,金庸显然也很无奈,他在《雪山飞狐》的后记中写道:“《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虽有关连,然而是两部各自独立的小说,所以内容并不强求一致。按理说,胡斐在遇到苗若兰时,必定会想到袁紫衣和程灵素。但单就‘雪山飞狐’这部小说本身而言,似乎不必让另一部小说的角色出现,即使只是在胡斐心中出现。”并不是作者不想求一致,实在是没办法强求一致啊!“金庸非常明白,曾经沧海难为水,当胡斐经历过这两段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情,他对人生、对感情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就绝对不可能是《雪山飞狐》中所写的,一见苗若兰就钟情的那种天真青年。”
《飞狐外传》将“侠”作为贯穿全书的主旨,但在写侠上却由于种种制约而并不很成功,但在写“情”方面则远胜于写“侠”。甚至有很多读者都认为,是程灵素拯救了《飞狐外传》整部小说。
梁羽生曾明确指出:“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是新派武侠小说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支柱。” 但实际上,言情模式是民国旧武侠在情节模式方面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陈平原先生便说过:“梁氏以为此‘情’乃50年代以后港台武侠小说家的专利, 我则追根溯源, 将其视为3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发展的新趋势。”发展到新武侠时期,言情模式成为武侠小说一项比较重要的结构因素。言情在武侠小说中的分量普遍提高,不再是武侠故事的点缀,而成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重要内容。
金庸早期作品中的言情描写从传统取法较多。《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为了“反清”大业而放弃与香香公主的爱情,是受到大陆革命文学的“革命+恋爱”模式的影响。《碧血剑》中,袁承志与阿九、金蛇郎君与温仪,则是“爱上仇家女”模式的翻版。到了《雪山飞狐》中胡斐与苗若兰之间依然是这种“爱上仇家女”的模式。
从《射雕》三部曲开始,金庸武侠中的言情描写开始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并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射雕英雄传》的主旨是“正”,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便是一见倾心,生死相随的爱情正格。《神雕侠侣》的主旨是“反”,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便是反叛。《倚天屠龙记》的主旨是“合”,张无忌与赵敏的爱情便是消弭民族、阶级隔阂的融合。这一时期金庸小说言情的主要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浪漫的、梦想的爱情:一见倾心、至死不渝、冲破一切阻碍, 战胜一切世俗而终成眷属。从《天龙八部》,金庸小说中开始对爱情进行了反思,段誉的求不得,丁珰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令狐冲的失恋及爱情对自由的限制,直到韦小宝的基于欲望与占有的“男女关系”。“现实性”对爱情观进行了全面瓦解。金庸晚年重新修订作品的时候,由于其“对人性与爱情有更复杂的看法”,认为“专情不符合现实世界”,于是对原本专情的袁承志、黄药师、段誉的爱情都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
说回到《飞狐外传》,金庸在这部小说中,所有人都处于一种所爱非人的状态,胡斐与袁紫衣和程灵素;马春花与福康安、徐铮、商震宝;苗人凤与南兰、田归农。每段恋情的悲剧各有不同,但却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我爱的人另有所爱,爱我的人非我所爱”。
明河社版的《飞狐外传》分上、下两册,两册的封面都是选用了清末画家居廉的花卉图。上册用的是:“山茶水仙图”金庸在“图片说明”中介绍,“山茶艳丽,水仙清雅,借用这幅画作本书封面,用意是以这两种花卉象征本书的女主角袁紫衣与程灵素。”按照金庸对袁紫衣与程灵素二女象征性的描述“山茶艳丽,水仙清雅”,似乎又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选择困惑。但其实,《飞狐外传》中,胡斐作为侠客理想人格,并不存在选择困惑。胡斐所秉持的即是儒家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处事哲学。既不违背本心真爱,也不因“感激”、“敬佩”等外部情感而接受非出自本心的感情。这与《浮生六记》中沈复拒绝纳妾时的“宁守素心,不违本真”形成精神共鸣,体现了儒家“诚”之精神在情感领域的延伸——对自我与他者双重真诚的持守。
现在的读者对于胡斐在感情问题上的非议,在于胡斐分不清谁是真正对她好、关心他甚至为他无私付出的人,只是迷恋袁紫衣的美貌,而对相貌平平的程灵素则视而不见,辜负了程灵素的一片真心。胡斐对待程灵素始终是保持了一种“生死可托,情爱不欺”的态度。胡斐对于程灵素情感的“不回应”,也正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留面子”文化的体现,所谓“但留三分面,日后好相见”,胡斐的沉默恰是对程灵素尊严的保护和避免尴尬导致无法相处的一种圆融处事方式。但在当代意识中,“明确拒绝”才是基本礼仪。胡斐的这种“不回应”就成为了“玩暧昧”,就是“不拒绝、不主动、不负责”的“渣男”语境。这种用现代精神评判古人的做法固然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与重塑,但也陷入了现代精神与传统思想间的错位。
胡斐与程灵素的组合,打破了传统的“英雄美人”模式,但同时胡斐、袁紫衣与程灵素三人最后的结局,又打破了“大团圆结局”的模式。这种悲剧模式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作用。对于被打破了的“英雄美人” 模式,只有批判而没有发展,也就是“有破而无立”,最终便会形成“娜拉走后怎样?”式的困境。
对此,金庸未能就胡斐与袁紫衣、程灵素二女的感情纠葛给出解决方案,而是以程灵素的死亡和袁紫衣的离去结束了全书。这就使得全书对待人生,对待感情的思想主旨停留在了彷徨与矛盾之上。从袁紫衣与程灵素的人物设定来看,二人的身上都具备很多可以挖掘的元素。但对二人的刻画也如金庸对胡斐人物刻画所做出的评价一样,“没能写的有深度”。《飞狐外传》全书便也“没能写的有深度”。
袁紫衣与程灵素身上或许有很多的解读空间,但这些很可能并不是作者最初构思的初衷。在这里我们也暂且不做深入。简单理解,也许在袁紫衣与程灵素身上,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困惑:心中理想的“白月光”已经离去,而陪伴在身边的人虽及不上“白月光”,但却是即聪明能干,又能同甘共苦。但却始终无法替代“白月光”在心中的地位。这样的感情究竟应该如何安放?(嗯……请大家不要胡乱联想!)
至于南兰与苗人凤、马春花与福康安之间的感情,前文已经分析过,都是属于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感情问题。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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