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问鼎一场笑——我与鹿鼎记

明哲

一
  《鹿鼎记》是我读的金庸小说中较晚的，最早是从我们楼上的小伙伴那里听说的。我的这个小伙伴偏好这种谐趣类的武侠小说，如卧龙生的《杨小邪发威》（这书我当年看到的时候，标的作者是卧龙生，实际上是盗版书商弄出来的伪书，其真实作者是李凉），所以对《鹿鼎记》特别推崇，经常在我们小伙伴中间夸耀。
《鹿鼎记》我最早在书摊上见到有卖的是宝文堂书店的版本。但都是单册、溢价在卖，那时没有见到过整套卖的。我的小伙伴曾经借到过一本第五册，我拿过来翻了翻。由于是只有最后一册，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看，只是粗看了前面几页，也没看懂为啥主角明明是叫韦小宝，建宁公主却一口一个“小桂子”地叫他。最终只是认真看了全书的后记，知道了金庸已经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了，其全部武侠小说也用一副对联进行了概括，那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也一直没遇到过看《鹿鼎记》的机会。在租书店的时期，倒是有机会可以租得到，但那时租书店里的书有一个问题，就是但凡有些颜色的页面，都会被人撕去，多则几页，少则一页，弄得情节断裂、影响阅读。我翻了我们街边租书店中的《鹿鼎记》第三册，韦小宝与建宁公主的页面已经被人撕去了。由于不想留遗憾，所以，一直也没有租来看。
终于在小书店的时代，在我们街边的小书店中看到了销售全套的《鹿鼎记》，那时候也已经不是溢价销售了，定价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于是赶紧就买了一套，这才完整地看了第一遍。
我的第一套《鹿鼎记》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四川文艺版有两种，一种的白色封面，一种是红色封面。封面设计也不相同。我当时买的是红色版本。封面是朱膘红色，蓝色书名签，封面有线描人物做底纹，内容居然是小说内容的插图，但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姜云行或王司马的插图，居然是新绘的。书名字体也不是金庸自题或美术字、印刷字体，而是书法字，不知书写者何人，但是书法水平不低。版权页上封面设计是任兆祥，不知这插图和书名题字是否出自其手。但当年我的欣赏水平还不高，因此并不喜欢这版的封面。加上此版没有收录原版的插图，是一个较大的不足，因此我是不大喜欢这个版本的。
就在我购买了四川文艺版之后没多长时间，同样的一家小书店竟然又上架了宝文堂版本的《鹿鼎记》。这就着实让人感到郁闷了！但宝文堂版本的质量着实诱人，实在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就只能又买了一套宝文堂版本的《鹿鼎记》。
宝文堂版本的《鹿鼎记》采用的是米黄和玫红的配色，封面采用米黄的底色，玫红的书脊和书名签，白色书名和作者名，采用金庸自提的书名和签名。封面底纹采用原版的回前插图。保留了明河社版的扉页印章和全部插图。整体印装和排印质量在当时条件下属于上乘。
既然有了更满意的宝文堂版本，原来的四川文艺版就不受待见了。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将其带到学校，成为我们班中流传的热门。
后来，我们楼上的小伙伴和我说，让我把这一套多余的卖给他吧。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最终也就半卖半送地转让给他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太小器了，亲如兄弟的发小儿，居然能好意思收人家的钱，应该是直接送给他才对！对此，现在思来，一直懊悔不已。

在我读完全部金庸十五部小说，时光已经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此时，港台地区的影视、音乐、时尚已经全面进入内地。内地的文化生活也开始繁荣起来。通俗小说方面，不仅是武侠小说，港台的言情小说同样在内地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当时“难看金庸、女看琼瑶”的局面。紧随其后的三毛、亦舒、倪匡、李碧华、梁凤仪等等港台作家的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陆续进入内地，搅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热潮，影响巨大。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让我们重新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在沉疴之后，却让我们不知所措。于是香港这个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根基，又跟上了时代发展步伐的东方之珠，成为了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窗口和媒介。香港的通俗文化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改革”对“保守”的冲突，“新思潮”对“旧教条”的挑战形成了良性的融合与互动。
武侠小说在金庸流行一轮之后，古龙小说才逐渐增多，古龙流行一轮之后才是温瑞安。在我们当年信息不畅的年代里还以为古龙、温瑞安都是新进的武侠小说作家，殊不知当时古龙已是作古多年。当时哪个年代，虽然我们从不同渠道可以看到的武侠小说并不少，但也确实感受到武侠小说的一书难求，特别是作为武侠小说翘楚的金庸武侠小说。当年我们没有任何渠道了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直到我看到康凌的《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 一文，才明白当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纠缠与撕扯。
1985年左右，金庸小说开始进入内地出版市场，这也是我们最早接触到金庸武侠小说。由于当时大陆尚未加入版权公约，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金庸著作。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盗印乃至冒名，更加不计其数。甚至存在冒金庸、卧龙生等人之名的“淫秽图书”。因此出版管理机关便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对其加以控制。文化部也发文重申从严控制新武侠小说，并批评一些出版社对之前的规定“置若罔闻，拒不执行”，并对未经批准的图书，一律“停排、停印、停装”，未发行的一律封存，违规者实行经济制裁，措施之严厉，前所未见 。而出版管理部门则直接要求自1986年起二、三年内，“各出版社一律不得再安排此类品种” 。 在出版社的“屡教不改”中，对新武侠小说的出版管理终于从“管”走到了“禁”。这也就是我们那一时期在正规书店根本见不到武侠小说的原因。
在此期间，在向市场化转型的出版单位与出版管理机关之间，也在武侠小说的出版问题上不断进行拉扯。出版社仍在想方设法寻找出版空间，管理机关则认为新武侠小说不是不可以择优出一些，但现存的问题是“出得太多太滥。品种多，印数大，参与出版社广，出书时间集中，出书单位庞杂，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出版社一方则为出版武侠小说提出了各种各类的理由。譬如说，有些出版社会以“梁羽生、金庸是统一战线对象为理由”，要求大量出版新武侠小说。还有些人会将武侠小说的泛滥“说成是通俗文学的兴起”。再次，电影、电视剧的播放对出版的影响很大，有人会问，既然电影、电视可以放，“为什么出版部门要限制出书？”最后，全国性的大报发表梁羽生的长篇专访，也造成人们对新武侠的热捧，“甚至把出版新武侠小说说成是打破‘禁锢’，是双百方针的胜利。”
虽然出版管理机关不断发文要求继续加大力度，并从严、从重处罚，但这些手段还是无法解决新武侠的泛滥问题。在国家禁止与处罚背后体现的非但不是其成功，反而是一种无奈，是一种面对市场的无力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和出版系统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转型的前提下，国家管理体制与新武侠的缠斗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9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改革转向的过程。1991年，三联书店与金庸签下十年合同，正式将金庸作品完整引入内地。1992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调整部分选题管理规定的通知》，决定下放古旧小说、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按照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 。1994年3月，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全36册在大陆出版发行。至此，出版市场对武侠小说这一灰色地带的蚕食终告完成。正所谓：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

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很优秀，每一部都采用不同的古典中国山水画，《 鹿鼎记》则用了多幅清人绘画，如王翚等的《康熙南巡图卷》、 金廷标的《弘历行乐图》、郎世宁的《哨鹿图》，及清无名氏的《威孤获鹿图》。画面中是熙熙攘攘、身着官服的满清官员，与小说的情景颇为契合。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我并没有购买，当时只是在书摊上翻了翻。我原本对我东拼西凑起来的一套金庸小说颇为满意，直到工作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讨论金庸小说版本的帖子。倒是引起了我收集一套完整的《金庸作品集》的想法。当时三联版还不难买，但更令我心仪的却是最为原汁原味的明河社版。但当时还没有淘宝，内地并没有购买明河社版的渠道。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的同事得到了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机会，我便抓住这次机会，托他在香港为我买一套明河社的《金庸作品集》。考虑到全套书又多又重，他一个人无法搬回来，便计划委托书店邮寄过来。考虑到香港是使用繁体字，我便将收件地址用繁体字写给他。而他看到我写繁体字却表现的大为诧异，“你竟然可以写繁体字！”而我对他的诧异也很诧异，“能写繁体字难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
最终我的同事不负所托，在香港书店买好了书，也顺利委托书店将书打包寄出。邮寄自然比他回来的慢，在他回来的几天以后，我也终于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明河社版的《金庸作品集》。以往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如今却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当时真的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买了明河社版《鹿鼎记》的第一册是朱耷《松鹿图》。这应该是非常贴合小说原意的封面配图了。看到第二册便愣了一下，第二册封面居然用的是我们自小见惯了的，俗气的“大胖娃娃”年画，第三册则是禹之鼎的《女乐图卷》，第四册是郎世宁的《花下小宠》，也都是这种表现民俗风格内容的。明河社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和彩图，都是金庸亲自挑选的，可以说体现了作者的想法。看来在《鹿鼎记》的封面设计上，作者与三联版还是有些观念上的差异啊！

明哲

二

“北风如刀，满地风霜。”金庸小说的开篇，竟然有了几分古龙的风格。寥寥几笔一片肃杀凄凉的气息，衬托了明史案受害人的凄惨状况。《鹿鼎记》的开篇充满文人气，这次出场的可不是读过书的武林人，而是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家。先是吕留良（晚村）与小儿子详论“逐鹿中原”与“问鼎中原”的典故，由此说明本书书名的含义。继而顾炎武（亭林）与黄宗羲（梨洲）到访，三位大儒相聚，诗酒唱和，由此道出两个故事。其一是明史案这一文字狱大案，其二是雪中铁丐的传奇。在金庸的故事里，查继佐（伊璜）与吴六奇的传奇采用的是两段著名的野史，分别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卷五·大力将军》和钮琇的《觚剩·雪遘》。这段野史的可靠性并不大，查继佐本人也在其《查继佐年谱》里否认有此事，说：“葛如（吴六奇），方布衣野走，世传余有一饭之恩，怀之而思报。其实无是也。是则公在时已传其事，故公为之辨。”乾隆时诗论家吴骞也认为此传闻事不可靠。查继佐是金庸先祖，不知其家族对此传奇作何态度，但金庸在其小说中，却采用了这则传奇故事，并将其与天地会进行了关联，又引出了天地会总舵主的陈近南。
“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一句顺口溜，却将陈近南的风采展现无遗。
三位大家毕竟不识江湖伎俩，机密之事却被朝廷探子听了去，眼见大祸将成，陈近南却飞将军从天而降，惊艳手段一举消灭了密探，一场大祸消解于无形。
《鹿鼎记》正文开始，却是一副市井风貌。扬州丽春院中，扬州盐帮原本来找天地会人的麻烦，不想却横插了一个独脚大盗茅十八，又掺和进了个妓院小混混的韦小宝，在妓馆中闹了个乱七八糟。这一场风波显见便是市井黑帮间的争斗，尽是些泼皮胡赖、粗俗凶恶、脏话满天飞，全不见江湖名门侠客的气度风范。茅十八与韦小宝逃出妓院，却又去与人约架，小宝用撒石灰的法子干掉了史松，却被茅十八视为“下三滥”。小宝自是不服，“用刀杀人是杀，用石灰杀人也是杀，又有什么上流下流了？”
小宝和茅十八一起上北京，找满洲第一勇士鳌拜比武。由此可见这茅十八也是一毫无格局的愣头青，也难怪路上遇到沐王府白家的人便如见到好大的人物一般了。小宝给茅十八大讲《英烈传》，此听书可谓韦小宝一大见识来源，断断忽视不得！
刚到京城，连鳌拜的边儿都没摸到，海大富一出手，茅十八便只有挨打和叹气的份了，真是成了鱼肉和麋鹿了。海大富把小宝和茅十八抓住，用轿子抬着送进皇宫，小宝在危急时刻敢想敢干，下手毫不含糊，用毒毒瞎了海大富的眼睛，又用匕首刺死了服侍海大富的小太监小桂子。然后先让茅十八逃走，他自己留下稳住海大富。
情节自此一转，韦小宝自此冒充了小太监小桂子。周旋于阴险的海大富和一群“羊牯”太监之间，竟然如鱼得水，混得不亦乐乎。甚至越混越大竟然与小皇帝混成了天天比武，不见不散的哥们儿。小宝在皇宫又有赌又有玩，乐不思蜀，也暂时忘了要逃跑的念头。
小宝在赌场上把温有道温有方兄弟的银子赢得多了，趁机以此要挟两人安排他去上书房，好代海大富寻找《四十二章经》。上书房中，鳌拜对康熙大声咆哮，小宝躲在一旁，却发现少年康熙正是平日与他一起过招打斗的小玄子，顿时惊得叫出声来。小宝心知要糟，但却非但没吓破胆子，乱了方寸，反而急中生智，上前呵斥鳌拜。押上一宝，赢了个满堂红。
康熙正式以一国之君的身份登场，小小年纪却显示了不凡的政治才能。明明恨极了鳌拜，在未策划好之时，他依然能压抑怒火，控制自己。康熙不仅不怪罪鳌拜，反而顺着鳌拜的心意去杀苏克萨哈。但康熙也颇有侠气，与韦小宝两个小家伙一合计，便弄出了一齣“夺宫”的戏码。凭着一群小太监和韦小宝的下三滥手段，硬是拿下了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此全书第一个高潮。
康熙智擒鳌拜，韦小宝便成为了最大功臣，很快便得了抄鳌拜家的肥差，也结识了其官场引路人的索额图。索额图一副官场老油条的形象，抄家一段充分展现了官场之上种种伎俩，让韦小宝打开一片新天地，也让读者大开眼界。此种关节，小宝可谓是一点即通。
抄家过程中，小宝得到了其日后行走江湖的三宝中的宝衣和匕首，也第一次见到了全书情节枢纽的《四十二章经》。
海大富听闻韦小宝将《四十二章经》交给太后，便觉事情不妙，迫不及待揭开了一直隐藏的真面目。韦小宝虽说聪明伶俐，但毕竟还只是个小孩子，如何瞒得过海大富这个老狐狸。海大富之所以一直并不揭穿，实在是还要利用小宝。如今他自知时日无多，便也不再伪装，露出狰狞面目，要先除掉小宝。好在小宝造化大，刚刚得到的宝衣，便救了他一条小命。
海大富夜闯慈宁宫，与太后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地对质，揭开了清宫中的大秘密，事关顺治皇帝出家与董鄂妃等人死于非命等宫廷秘辛。海大富通过韦小宝与康熙的比武中的蛛丝马迹，查出杀害端敬皇后、孝康皇后、贞妃、荣寿王四人，身具化骨绵掌功夫的竟然便是太后。原本海大富计划周密，与太后的决斗中已占上风，偏偏又是韦小宝的出现，打乱了海大富的部署，最终功亏一篑，落得个身死事败。
此时小宝在宫中最大的隐患已被除掉，可以继续当他的小桂子了。又得了四十五万两的银子，可谓是顺风胜意，真是高兴得睡着都要笑醒了。海大富既死，小宝也老实不客气取而代之，并将其所有物品据为己有。情节至此告一段落，小宝在宫中算是扎下了根。
小宝成为皇帝身边最为得宠的小太监，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而小宝对于官场上的门道、诀窍却也是触类旁通。康熙几句话一说，小宝便知晓了康熙想结果鳌拜性命的心思，二人心照不宣地决定了鳌拜的命运。小宝调制的加料大补的猪肉白菜，指望鳌拜毒发身亡，不料却碰上天地会青木堂刺杀鳌拜，小宝不明就理，以为是鳌拜党羽，迫不得已之下，当机立断一匕首结果了鳌拜的性命。此一举动到让天地会众人都搞懵了，只好将小宝劫走。至此情节又是一转，小宝也迎来了新的际遇。
天地会青木堂群雄登场，却不是“红花会十四当家”那样的传奇人物，而是充满了市井气的平民好汉。青木堂的好汉们虽然依然是有热血义气，但也会冲动、发急、头脑简单、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或脾气不好，或不明事理。最终小宝与茅十八重逢，也因此解开了与天地会的误会。
陈近南正式登场，天地会总舵主的排场自然非同一般，群豪二三百人在大门外相候，八字排开。而陈近南却并未前来，只是逐一传人前去见他。小宝此时已经是在宫中见惯了大世面，对此开始不买账了，“好大架子，有什么稀罕？” 陈近南终千点了茅十八和小宝的名去见他，茅十八受宠若惊，小宝也由于成了“韦小宝韦爷”，感觉挣足了面子。
陈近南与韦小宝的第一次会面，便体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碰撞。韦小宝的市井滑头在陈近南这样传统模式的大英雄面前，便只有缚手缚脚，一向的油腔滑调也变得讷讷不敢开口了，只能老老实实把前后缘由告知陈近南。小宝觉得说谎十分辛苦，还是说真话舒服得多，这还是第一次。但时间一长，小宝与陈近南稍微混熟了一点，滑头无赖的本质便开始抬头。当陈近南提出让他加入天地会并收他为徒之时，小宝本能地又开始讨价还价了。而陈近南这方面，作为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对于韦小宝这个油腔滑调，狡猾多诈的市井混混自然也是看不上眼，但为了天地会的大事为重，也只能冒险而行。韦小宝与他斗嘴，偏有许多古怪刁钻的废话，着实让这位总舵主哭笑不得。
陈近南将眼前一切争端沟通妥当，这才正式大开香堂，正式立韦小宝为青木堂香主。此段之中关于天地会的仪式、切口、帮规以及对天地会渊源、来历的讲述颇有历史的真实感和氛围感。陈近南立韦小宝为青木堂香主，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依然还是盼着小宝成材。教他武功，教他为人的道理，教他处世的艰辛，又为小宝解去海大富所下之毒，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小宝返回皇宫，一番谎话布置便将天地会的事情瞒了过去。而后便继续每日在宫中赌钱，在宫外茶馆听书，偶尔想起天地会之事，便自己安慰不去为暂时管不着的事情操心。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宝想快活自在，青木堂兄弟们却要找他办事拿主意。沐王府的白氏兄弟与青木堂的徐天川由于拥唐、拥桂发生冲突，高彦超找到韦小宝，要韦香主来主持大局。青木堂中众好汉你一言我一语，看似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但韦小宝很快便看出来了，这是“要拿我来做挡箭牌”。于是，小滑头便在这其中虚与委蛇，装模作样，把皮球踢来踢去。最终一群老狐狸终究未能搞定小滑头。玄贞道长由衷说出一句：“韦香主很了不起哪！”
虽然没钻进老狐狸们下的套儿，但小宝毕竟还是小孩子，喜欢看热闹，明知自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还是同意改装随众去沐王府讨公道。小宝富贵逼人，派头十足地去了沐王府，一进门便被白寒枫一抓之下奇痛彻骨流出眼泪来。好在小宝对于削面子的事儿向来经验丰富，一番交涉过后，倒让青木堂众人对他亲近之心多了不少。
钱老板给小宝送来获芩花雕猪，其中却藏了沐王府的小郡主，这一下小宝却是有了玩伴儿，与小郡主打打闹闹不亦乐乎。
康亲王设宴为韦小宝压惊，满座皆是亲王、世子、尚书、将军、大学士，小宝自是大为得意。吴三桂世子吴应熊与会，索额图继续给小宝上课，教他如何敲吴应熊竹杠之法。康亲王府一段，尽显官场上的世道人情，韦小宝以其市井光棍之道，却也游刃有余。他清楚要给人留面子，因此结交了杨溢之，经杨溢之提醒关注到了做的将军。进而又意外地得到了一部《四十二章经》。
小宝返回宫中，却不料被点中穴道的小郡主竟然因为时间一长，自动解开了。小郡主年纪小、心地善良又不通世事，对韦小宝这惯于抽科打诨的小痞子竟然觉得颇为有趣，自然也会被这小无赖蒙骗欺负。好在都是些少年男女的玩笑嬉戏，也没有什么坏心思。
正当两小打打闹闹之际却陡然奇诡丛生，原以为是恶鬼索命，但几句话之间，小宝便已明了是太后，不是女鬼！小宝原以为海大富一死，皇宫之中便再无忌惮之人，却忘了太后如何放得过他。只不过是因为与海大富死斗伤势未复，暂时顾不上他而已，伤势一好，首要便是杀韦小宝灭口了。小宝则再次靠着运气和机灵逃得了性命，宝衣和匕首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又正赶上宫中来了刺客，太后暂时退走，而受伤的刺客竟然是小郡主的师姐方怡。
方怡可不是小郡主那样的不经世事的小女孩，颇有些高傲的性子，看不上韦小宝这种市井无赖。偏生韦小宝却是自小在妓院中与各类妓女吵嘴中长大的，自然不肯服输，于是二人便杠上了。
此后的情节发展则构成了全书的又一个高潮，各种情节线索相互交叉，各方势力互相纠缠，各种巧合、反转不断更替，韦小宝则在各种状况之间巧妙周旋，屡屡用聪明和世故化险为夷，却又时刻不忘给自己捞好处。实在是让人看得大呼过瘾，又赞叹不已！
先是瑞栋，而后又是太后派的四名太监，而后又利用御前侍卫干掉太监，而后又是太后亲自出手，却均被小宝一一化解。在这个过程中，韦小宝机警百变、行事果断，善于利用人的弱点和各方的矛盾和信息差，最重要的是口吐莲花、撒谎骗人的忽悠已是初现峥嵘。这边我们刚刚领略了韦小宝的成长和手段，第二天小宝与康熙君臣对刺客行为的分析，更是让我们见识了康熙这少年天子的成长、睿智与不同凡响。
小宝奉旨敲竹杠，岂有不敲得当当响的道理！银票自不必说，顺带不经意地将天地会与沐王府冲突的关键人物卢一峰解决掉了。这边韦小宝在小皇帝与平西王府之间左右逢源，那边天地会送来消息与沐王府再次会晤。这次小宝心里有了底，与第一次会晤时可是完全不一样了。“居移气，养移体”，小宝见惯了大场面，年纪虽小却自有了一种威严气象。此番与沐王府的应对，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沐王府自沐剑声、柳大洪以下都被这小痞子拿捏住了，就连天地会群雄也开始觉得这位香主有些莫测高深了。最终小宝成功地将局面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谈出了代他们救出的被擒之人，作为对方放过徐天川，旧账一笔勾销的条件。
此时的韦小宝开始周旋于康熙朝廷、天地会、沐王府、平西王府、太后、神龙教各方势力之间，翻云覆雨、上下其手，完成了康熙的任务、救出了沐王府的被擒之人，干掉了太后派来的太监，施恩于御前侍卫，敲打了平西王世子，化解了天地会与沐王府的梁子，而且压了沐王府一头，顺带还为自己收罗了“大小老婆”。连专程赶来的陈近南都大出意外，直夸小宝好孩子，笑得合不上嘴。随后又干掉了太后身边的神龙教高手，顺手将太后辛苦收集的《四十二章经》全部顺手牵羊，而后向康熙揭露了假太后的身份，又坦白了自己的身世。如此在各方周旋，又各方取巧，绝非是福气和小聪明能说得过去的！小宝虽说是不学无术，却是一点就透，颇能现炒现卖。小宝的见识虽说不上高，但他头脑清楚，对资讯的掌握并进行形势判断，实有过人之处。
康熙得知真相，却也能沉得住气，封韦小宝御前侍卫副都统，御赐黄马褂，先去五台山探查清楚明白。至此一段高潮情节告一段落，新的一段故事开启。中间大院一段接上了楔子中的“明史案”，也是前后情节的过渡。韦小宝虽说人小鬼大，但让这么一个武功乱七八糟的小孩子独自闯荡江湖，就如同让唐三自上西天取经一般，所以要为小宝配上一个孙猴子的角色，于是便有了可以包打天下的双儿。
小宝与双儿同上五台山，在清凉寺中澄光方丈却是推三阻四，恰巧又遇上喇嘛来闹事，双儿要帮忙，小宝却不急，要坐收渔利，终于将顺治皇爷逼了出来，此时韦小宝开始出手了。小宝在清凉寺中智计百出，出谋划策，已非才出场时的无知小儿。连玉林大师都要赞道：“韦施主小小年纪，果然是个厉害角色。”五台山剧情并没有走向高潮，少林寺十八罗汉一出场便完全震住了场子，这一段原来只不过才是一个前奏。
小宝遭遇神龙教胖头陀，却被小宝一通胡编乱造而信以为真，真的认为石竭上的碑文与神龙教有关，也由此开启了神龙岛的情节。少林十八罗汉将小宝和双儿从五台山送到北京。小宝未及去见康熙，方怡便找上门来，以美色相诱将小宝骗到了神龙岛。方怡对小宝的态度一直很让人迷惑，对其行为逻辑很难让人费解。
胖头陀将小宝的胡说八道当了真，同陆先生一并禀告了教主。可小宝哪里识得那碑文上的字，陆先生几句话便全泄了底。神龙教内乱，神龙教主洪安通及夫人苏荃起用新进少年人，而对老旧功臣却加以贬谪杀戮，终于激出巨变。机缘巧合下韦小宝成了关键人物，不仅化险为夷，还成为了神龙教的白龙使。
洪教主派韦小宝去寻找《四十二章经》，小宝得以返回北京。小宝向康熙汇报了五台山上顺治皇爷的情况，转达了顺治皇爷“永不加赋”的嘱托。康熙却打算派小宝去五台山出家当和尚，以暗中保护顺治。这下韦小宝却真是急地大哭起来。
建宁公主登场，其所作所为既让人匪夷所思，又让人大感新鲜刺激。而小宝身上的五龙令，却令太后惊慌失色，俯首听令，原来他竟是神龙教中人物。
小宝率领二千官兵，浩浩荡荡先奔少林寺而去，途中插入了王屋山的插曲，引出曾柔这一人物。少林寺小宝代康熙出家，做了少林寺住持晦聪禅师的师弟。少林寺中小宝遇到了阿珂，从此开始了死缠烂打，百折不挠的追女仔的剧情。终于康熙密旨来到，小宝在少林寺出家过渡结束，带领少林寺武僧前往五台山，成为了清凉寺的主持以保护顺治。如此瞒天过海、遮人耳目。康熙小皇帝的机心手段，确是巧妙，却也确有远见。
西藏喇嘛包围清凉寺将对顺治不利。而此时小宝的见识、经验却又大为进步，可谓有了真本事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不伤一人将顺治皇爷师徒三人带出了重重围困下的清凉寺，并与驰援的康熙皇帝大队人马回合，将众喇嘛也一网成擒。康熙与顺治父子相会，心情激动之下与小宝谈起了诸多军国大计，充分展示了康熙政治上的成熟和身具长远眼光的大局观。这也是金庸小说中难得的对庙堂政治、对治国方略的描写。
至此五台山的情节全部结束。从韦小宝单身赴五台山开始到康熙上五台山与顺治相会为止。这这段情节中间插入了大屋、神龙岛、建宁公主、少林寺的太多的情节，前后情节拉的有些太长，主线剧情不够突出，使得整体结构稍显松散，中间有许多小高潮，却未形成大高潮，最终五台山与西藏喇嘛的冲突也解决的有些轻松，没有形成大的高潮戏。
九难行刺康熙，小宝挺身而出代康熙挨了一剑。九难行刺不成，抓走了小宝。《碧血剑》中的阿九又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昔日美丽无伦的公主如今成为了饱经风霜的断臂女尼！小宝的花言巧语、小心讨好，居然让心思单纯的九难将其当成了老实孩子。
小宝与九难一路返回北京，九难与陶红英相会，揭穿了假太后的身份，又从袁承志在金蛇秘籍中找到藏宝图的思路破解了《四十二章经》的秘密。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小宝魂牵梦萦的阿珂竟然是九难的徒弟。如此一来，小宝简直便是心里乐开了花。死缠烂打、连蒙带骗地拜了九难为师父。
小宝随九难及阿珂离京南下，去寻找阿琪，由此叙事视角便随着三人的一路南下进入了行走江湖的模式。原本是大高手的九难，方才出京，便被六名喇嘛围攻重伤，一路护卫众人安全的重担便落在小宝这个武功低微、不学无术的小混混身上了。好在小宝的光棍手段在江湖路上更是如鱼得水，阴谋诡计、偷袭下毒，在许多绝无机会的情况下，数次驱退强敌，保得了九难和阿珂的安全。郑克爽空有显赫家世和一副好皮囊却不过一个绣花枕头，偏偏这个绣花枕头却既是小宝的情敌，又是天地会中的“政敌”，一路之上，调戏阿珂，收拾郑克爽便成了主要的戏码，一路上不断遇上熟人，花样便不断翻新。郑克爽连番莫明其妙被收拾，却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古怪。终于“一剑无血”冯锡范这个狠人出场，方才为郑克爽镇住场子。
小宝师徒三人回转京师，探寻七部经书的消息。自此这一段“公路戏”也告结束。小宝回宫向康熙复命，此时在康熙面前，小宝也能够真真假假，不尽不实。翻雨覆雨的本事也已炉火纯青。小宝将假太后的秘密告诉康熙，并协助康熙救出了真太后，小宝又立奇功，获封一等子爵，自此成为了韦爵爷！
经过郑克塽欲杀陈近南却被小宝巧计破敌的一段过度后，便又开启了云南赐婚的新地图。韦小宝奉旨带领御前侍卫、骁骑营、天地会群雄、神龙教胖头陀等人送建宁公主去云南与吴应熊成婚，九难和阿珂也假扮宫女相随。不料赐婚路上，小宝这赐婚使却监守自盗与建宁公主初试云雨，勾搭成奸。
小宝到了云南平西王府，此时的韦爵爷经过一番历练，气度风范都已非同小可。在与吴三桂这久经战阵、老辣阴沉的奸雄周旋，却也并不怯场，像模像样。一番油腔滑调，旁敲侧击的谈话，说得吴三桂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嚣张气焰，不得不收敛几分。康熙也果然识人善用，要对付吴三桂这样的老辣之辈，只有小宝这种疏懒无赖最为合适。
小宝在平西王府犹如深入虎穴的班仲升，在敌方的地盘中纵横捭阖，却也是奇变迭生。先是通过杨溢之的冤狱插得吴三桂与西藏、蒙古、罗刹和神龙教的阴谋，吴应熊纵火欲找回蒙古使者，却被建宁公主割了那话儿。阿珂行刺吴三桂被捉，韦小宝前去要人，要回的却是小郡主沐剑屏。正在彷徨无计之时，小宝却被人请进了三圣庵，而这三圣庵的主人却是天下第一美人的陈圆圆。而阿珂的身世竟然是陈圆圆的女儿。随后李自成、吴三桂与九难先后现身。小小三圣庵中竟然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美人，一位古往今来第一武功大高手，古往今来的第一小滑头。英雄、奸雄一番混战，最终却是要韦小宝这一小无赖来解局。韦小宝与吴三桂在万马军中谈笑自若，将吴三桂脑子搅乱，颇有大将之风，但随后却又趁火打劫、浑水摸鱼，附加要陈圆圆和李自成将阿珂许配给自己做老婆，顿时尽显无赖本色。
韦小宝这次在吴三桂的地盘上着实闹了一把大的，最终又在却千军万马中逃出生天，可谓凶险万分，但在柳州却尚有余续。赌场中的以韦小宝为核心，胖瘦头陀、李西华等七人连环制，引出冯锡范与百胜刀王胡逸之的比武，李西华和李自成的恩怨，吴六奇铁丐的豪情，还有胡逸之惊人的痴情故事。最后陈近南也亲自赶来接应小宝，可见小宝这一趟云南之行已经震动天下。这一批当世顶尖高手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是热闹非凡。双儿一直偷偷跟着小宝，关键时才出来舍身相救。
一行人缓缓回京，路上九难传了韦小宝“神行百变”的逃跑功夫。回京后则侧重描写了康熙帝治国为政的能力，此时的康熙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是一个成熟合格的政治家，虽足不出禁宫，却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即便对西洋知识也是虚心学习。
双儿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将《四十二章经》中的藏宝图拼了出来。而施琅的一段小插曲，启动了围歼神龙岛之役。韦小宝亲率水师营及骁骑营官兵大军，兵精粮足、器械精良，剿灭一个小小神龙岛，水师营都认为是立功升官的机会。但这次小宝却吃了个大大的败仗，原因还是受了方怡的欺骗，被神龙教众人生擒活捉。在绝境之中，小宝的独门忽悠却大发神威，巧舌如簧、天花乱坠，硬是活生生地让洪教主和夫人相信了他胡说八道的谎话，真是让人又佩服又赞叹。
双儿再次救了小宝，二人一路向北逃命，直奔东北茫茫林海雪原。场景一变，又是一番别具风味的广阔天地。二人依着藏宝图的指向，几千里下来己来到鹿鼎山，不想却与罗刹人遭遇。俄罗斯一段情节，实在是异想天开，海外奇谈。小宝居然靠着胸中的评书底子再俄罗斯翻云覆雨，给苏菲亚出谋划策，作军师当参谋，掀起一场宫廷政变，改写其民族历史。
小宝此行攻克了神龙岛，解除了罗刹国的威胁，被封为一等忠勇伯，由子爵而晋级伯爵。小宝也第一次登上朝堂参与康熙与文武百官决议国家大计。朝堂上他与康熙一唱一和，配合默契，两人在政治上都非庸手，当年一起比武打架的两个小孩子虽然都没成就为武林高手，却都已经成长为可以操控天下的大人物。
小宝一番作弊的玩笑，竟而瓦解了吴应熊处心积虑的逃路阴谋。这其中情节设计的精巧真是令人赞叹。
由于小宝的四处奔劳，这次康熙却给了小宝一个美差，让小宝衣锦还乡。这不仅是小宝期待的，也是读者期待已久的情节。下扬州途中，顺路终结了王屋山的伏笔，由于吴三桂派人在王屋山插一足，使得小宝一举数得，既完成了康熙的差事，又给天地会增添了有生力量，更是又获得美人曾柔的芳心。
小宝钦命回扬州，首先要发泄童年时在禅智寺采花受辱之恶气，几次刁难，要将禅智寺名擅天下的芍药连根铲除，显见其一片顽童本心不改。禅智寺一齣，实则是写出了官场上的世态人情，能当上大官儿的，都是人精儿，都是千年的狐狸。
小宝微服私访，回丽春院看望母亲，读者最为期待的一齣也开场了。郑克爽、阿珂一方，桑结、葛尔丹一方，最后还有陆高轩、洪夫人、方怡、沐剑屏、毛东珠等，分别要来找小宝算账。最终小宝一番天花乱坠的忽悠，和桑结，葛尔丹三人结拜为兄弟，又迷倒了其余的人。最后，小宝一场风流大战，在丽春院的大床上和方怡、沐剑屏、苏荃、双儿、曾柔、阿珂同被而眠，色胆包天之下，成其好事。
吴之荣以“明史案”发家，原本指望再掀文字狱升官发财，却不想这次碰上韦小宝可谓是正撞枪口，小宝将计就计救出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和查继佐等大儒，嫁祸江东拿下了吴之荣。此时吴三桂叛乱，小宝也奉旨火速赶回京师。半路之上，为报答，将吴之荣押往大宅处决，以祭奠冤死之人。不想路上却与神拳无敌归辛树一家起了冲突。
何惕守惊艳出场，以五毒教主高明的用毒功夫制住了归家众人。此时何惕守虽已年纪不轻，可还是让人感到其妖媚过人之处。小宝甜言蜜语，把何惕守哄得开心，把自己的宝物，当年借以横行天下的暗器“含沙射影”送给了小宝。小宝现在可是浑身是宝了。
情节一转，铁丐吴六奇竟然惨死于归钟这白痴之手。小宝心下悲痛，放声大哭，当下便要杀了归钟为吴六奇报仇。陈近南及时赶到义释了归辛树等人，归辛树这才明白中了吴三桂的奸计杀错了人。归辛树夫妇羞愧之余，便要去刺杀康熙以自赎罪，众人约定齐聚韦小宝在京的伯爵府会齐。
小宝讲义气，不想好哥们儿小玄子无辜送命，想尽办法为康熙示警，却没能逃过归辛树这老江湖。等进宫之后，得知康熙操劳国事，一夜未睡，没给归辛树夫妇行刺的机会，忍不住又眼泪夺眶而出。在皇宫中瞎转了一夜的归辛树夫妇挟持小宝要他带路去刺杀康熙，小宝没有办法，避重就轻，将皇太妃的乘轿指给了归辛树夫妇，告诉他们这就是皇帝乘轿。归辛树夫妇雷霆一击，谁知错有错招，击毙了瘦头陀和毛东珠这一对儿。
康熙的圣明和洞察着实让人震惊。当康熙毫无征兆地对小宝冷笑道：“天父地母，反清复明！韦香主，你好大的胆子哪！”当真是晴天霹雳，吓得人魂飞天外！韦小宝神志慌乱之下，直欲拔剑拼命。好在小宝脑子够用，立即回过神来。一句“小桂子投降，请小玄子饶命！” 这旬话，真是巧妙到了极点。归辛树夫妇虽是大高手，但在皇宫之中行刺皇帝却也不过是以卵击石，归辛树临死前向康熙发起雷霆一击，小宝又冲上去护住康熙。至此康熙也是彻底原谅小宝。
虽说康熙可以原谅小宝，但对敌对势力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不会心慈手软，康熙己派人包围了小宝的伯爵府，并有十几门大炮对准，要将陈近南和众天地会英雄们一网打尽。如此困境之下，小宝本性中光辉的一面便显现了出来：“做人不讲义气，不算乌龟王八蛋算什么？” 小宝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单纯，但却很高尚，很道德。此时小宝在宫中的人脉和路子便起了作用，在他百般周旋之下，终于在最后关头救出了天地会众人。只是韦小宝逃命途中，却又落入了神龙教众人手中，被带到了神龙岛。
神龙岛上已经开始为全书的结束进行收束。洪安通与陈近南二人都做了收束。两人都为悲剧收场，洪安通自取其咎，可笑可怜；陈近南怎死得无辜，可叹可感。天地会中的叛徒也浮出水面，却是老实巴交的风际中；小宝遵从师愿，饶了郑克爽性命。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小宝威逼郑克爽写了三百八十万两银子的欠条，才放了他和冯锡范。大难过去，小宝与苏荃、方怡、建宁公主、曾柔、沐剑屏、双儿、阿珂七个老婆在通吃岛上大享艳福了。
小宝在通吃岛上没躲多久，便为康熙派人找到，康熙给小宝开出了剿灭天地会的条件，小宝自然无法答应，二人只能僵在这儿了。直到施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
施琅攻克台湾，开着台湾战船来给小宝送补给。小宝以为郑克爽寻仇来了，下了个半死。待到知道是施琅，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几番挤兑、恐吓之后，居然忽悠的施琅将其带离通吃岛，到了台湾。小宝在台湾恰逢朝廷讨论是否放弃台湾，小宝为施琅出主意，让施琅立即回京去游说，小宝暂代施琅坐镇台湾署理。小宝署理台湾，搜刮无度，却受到了台湾民众清官的待遇，也算际遇非凡了。
韦小宝重入都门，当真是恍如隔世，再见康熙，跪下磕头，还没站直身子，忍不住伏在地下放声大哭。康熙派小宝出征罗刹，攻打雅克萨。韦爵爷的传奇竟然与我们熟悉的《尼布楚条约》发生了重合。康熙启用韦小宝更是体现其知人善用，小宝可谓大清最为熟悉罗刹国根底之人，但最为重要的是罗刹人欺善怕恶，蛮横无礼，而小宝使泼耍赖，使横耍蛮，最会收拾恶人。雅克萨之战，小宝施妙计“水漫雅克萨，冰冻鹿鼎山”，未损一兵一卒拿下雅克萨。尼布楚会谈，小宝一齣“蒋干盗书”，连哄带骗，威逼利诱，使和约成功签署。
小宝班师回朝，重新成为京师权贵中的一员，但此时的韦爵爷却完全没有了原本左右逢源的福泽，在康熙朝廷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笼罩下，处处缚手缚脚，只能欺侮落魄的郑克爽与冯锡范来出气。茅十八当街大骂韦小宝，康熙借此要小宝表态，要么杀了茅十八，要么拿小宝自己的脑袋来换。杀朋友，小宝是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但要交出自己的头，这也不是小宝的行事风格。但韦爵爷也不是没注意的人，一出“法场换子”，用冯锡范做了替死鬼。
小宝静极思动，又想去看天地会青木堂的兄弟。虽然通过双儿说明真相，解除了小宝杀死陈近南的误会，但当青木堂兄弟要要推举小宝当总舵主，挑起反清复明的重担之时，小宝却傻眼了，灰溜溜地离开众人。昔日兄弟间的肝胆相照是再也回不去了。
小宝已经无法左右逢源，只有左右为难，小宝最后终于想通了，“老子不干了！”于是小宝带着老娘和七个老婆离世隐居，过起自得逍遥无人管的快乐日子来了。
全书结束却插入了小宝身世的小插曲，留下了悬念和隐喻。汉满蒙回藏，都有可能是小宝的出处，小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

明哲

三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后，金庸休息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金庸在《鹿鼎记》后记中透露，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而金庸也坦言：“《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在创作《笑傲江湖》的时期，可谓是金庸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但金庸还是挺过来了。几年下来，不仅《笑傲江湖》获得了巨大成功，《明报》也在危机与机遇中获得了长足地发展。《明报》的日销量已稳住在8万份以上，并由一份日报，发展成为一间拥有月刊、周刊、晚报及出版社的报刊集团。
《明报》社评曾经形容《明报》是大哥，《武侠与历史》杂志是二哥，《明报月刊》是三哥。四哥、五哥是孖仔，四哥是新加坡《新明日报》，五哥是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六妹是《明报周刊》，七妹是《明报晚报》。  
《武侠与历史》是金庸1960年创办的一份小说杂志，是一本纯小说杂志，大约结束于1976年。初为十日刊，后改为周刊。金庸的《飞狐外传》与《鸳鸯刀》都是首载于《武侠与历史》，其后便同步转载在金庸在《明报》连载的作品。《武侠与历史》是当时金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武侠爱好者中影响较大。
而对《明报》日后发展影响最大的，一是《明报月刊》，一是《明报周刊》。《明报月刊》在1966 年 1 月创刊。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这本刊物致力于关注国家的政治形式，倡导民族文化的层面，娱乐性的属性大大降低了。内容有深度，当然也有门槛。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 批海外知识分子。《明报周刊》则在1968 年 11 月创刊。 最初金庸是希望办一份以学术、新闻为主，行之久远，遍及内地的一份周刊。1969年下旬，雷纬坡出任《明报周刊》总编辑后，逐步把周刊转变成为一份纯粹以娱乐新闻为主的杂志，而且大受读者欢迎，成为香港娱乐周刊的领头羊。这类刊物，现在通称是“八卦杂志”。
从大雅的《月刊》到大俗的《周刊》，这其中固然有金庸的商业眼光，却也是折射了香港社会读者群和读者阅读偏好的发展轨迹。从《月刊》到《周刊》的发展过程，很值得品味，我们彷佛可以从中看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的发展过程。
《鹿鼎记》创作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六七暴动结束后，港英政府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港督麦理浩上任后,推动了英治时期力度最大的城市改革。原本宽松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但严重的路线对立却得以缓解。骚动过后，港府积极研究如何改善民生问题，为未来十年的民生政策改革铺路。这个时期可说是香港经济的转捩点，从发展制造业彻底变为发展商业。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令香港人生活质素提升，生活模式趋于国际化。实施六年免费教育，使香港新一代文化水平普遍提升。
在商业化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宽松的政治环境、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会促成一个新的商业化国际大都市的市民阶层，其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意识深入人心，个体意识逐步高扬，个体的价值、个体的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体现小人物的生活、思想与奋斗的文艺作品越发受到市民阶层的推崇。个体的生存追求取代以往社会共同体的崇高地位，成为个人面对社会的出发点和目的，社会、国家不再是个人的目的，只是达成个人幸福的手段。“一个低俗的欲望主体凭借机巧与冲劲的胜利故事，远远比古代大侠尊师重道、保家卫国的悲剧故事更有吸引力。” 由此，以往金庸小说、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情怀被逐步消解，这也可以说是韦小宝故事产生的深层原因。体现香港市民精神也构成《鹿鼎记》全书的基础脉络。可以说金庸作为报人和小说家，对于读者层的思想脉络和阅读喜好的变化是非常敏锐的，对于时代发展的脉搏也是把握的非常准确的！在《鹿鼎记》之后，新市民小说蓬勃发展，香港电影、电视剧中平民奋斗与小人物悲欢的题材大行其道，到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更是总其大成。

地域文化是市民精神中的重要一环，而香港作为殖民地所特有的地域特点也在香港市民精神的形成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香港殖民地地位对香港人最大的影响便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也扩展到了整个海外华人社会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1949年之后，大量人口从大陆迁往香港。这其有一部分人依归国民党政权，以香港为中转站最终移居台湾，另一部分则既反对国民党政权，也对新中国政权怀有疑虑，这些人中一部分迁移外国，包括东南亚和欧美，另一些则自愿或被逼无奈的留居香港。由此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离散华人社群。1961年居港的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深刻地点出了当时离散华人群体的文化和心理困惑。唐君毅在文中抨击了海外华人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批判了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抛弃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观念和行为。唐君毅关于花果飘零的意象，道出了离散华人飘零的命运，但却拒绝在新居住地落地生根，而是提出一种较为抽象的关于“存在自觉”的要求，认为虽然花果飘零，但人亦可随境所适而“自植灵根”。1960年代香港华人青年，一般都广受唐君毅、钱穆、牟宗三等香港新儒家知名大儒影响。但是由于新儒学所守持的理想主义，以及背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学理与本土情况存在的巨大脱节，特别是在进入1960年代后期，也即是战后香港土生土长新一代成长起来后，这种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的尴尬情况，便更为严重。
1960年代末，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对西方世界的左派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海外华人中间，激起了很大的波动。1967年创刊的《盘古》杂志在第10期刊登了由包错石执笔的，代表了十多人共同讨论结果的一篇《海外中国人的分裂、回归与反独》的文章。提出了“回归”的议题，呼吁推动海外中国人的“回归运动”。需要明确的是，这项回归运动并非指香港的主权回归。而是针对海外华人失落及飘零的处境寻找归属，并做出 “主动参与”和“理性选择”的认同论。而需要认同的便是经过“重新估价”的现代化的新中国。
1960年代末的这场“回归运动”使得香港右派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冲击，其结果也不完全是亲中国的“国粹派”冒升，而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进一步问题化。1969年11月在港大学生刊物《学苑》上的一篇名为《我是个“香港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争论。争论的重点不是作者批评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抨击作者为文立意要香港独立，鼓吹“香港人”运动，妖言惑众。虽然作者耕耘在回应文章中，反驳了对他的指控，但他却又提出了区分出种族、国籍和认同三个范畴。他解释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是种族上的中国人，同时是国籍上是British subject，但认同是关于感情的，他要表达的其实是在认同上，他无法以自己是“中国人”而不首先是“香港人”看待。在这场论证中核心的“香港人”作为自我身份命名的问题，展露出香港人身份认同问题中“香港本土”、“现实中的中国”和“历史的想象和记忆中的中国”三者之间的鸿沟和张力。
从1960-70年代的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议里面体现出的思想与争论、撕扯，让我们很容易便能想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几位大儒、天地会陈近南的反清复明、吴三桂的反叛，台湾郑氏的海外独立以及康熙朝廷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与香港当时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似性。而这里面的矛盾与冲突也构成了《鹿鼎记》全书的大框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小说《鹿鼎记》中的明清易代之际，对于满清政权的反叛与认同，表面上是民族冲突问题，是民族观的问题，但其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对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认同与归属的问题，是香港及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冲突现状的一种文学表达。
以往论者对于《鹿鼎记》中对于满清政权及康熙皇帝的肯定与美化，往往视为是对殖民地政府对香港统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对殖民地政府发展民生，改善人民生活的认同与肯定，实质上是殖民地民众对于现实矛盾与困惑下的一种调和论。“我们最后才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 。这种观点不能说不正确，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香港殖民地的语境中来看《鹿鼎记》，也的确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评价《鹿鼎记》。但金庸作为“南下文人”，虽不至于像以唐君毅为代表的那一批大儒一般，从没有将香港这一隅之地作为他们的发话对象，但其胸中块垒却也绝不仅限于此。


《鹿鼎记》虽然使用了较多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但其仍然还是一部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表现重点依然还是江湖传奇。江湖是武侠小说的主要活动场景，江湖的存在不仅是为侠客提供了一个不受或较少受现实政治约束的民间活动场所。“这一江湖世界实际上是全体武侠小说作家集体虚构的理想产物，许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真正实现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这个世界里却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因此，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往往是虚幻、浪漫的，是可以让“现实社会中生活得并不太舒心的读者们获得些许安慰”的。
《鹿鼎记》中的江湖世界，没有了《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等作品中属于浪漫主义文学的天马行空、绮丽浪漫，而是呈现了一份现实感、沉重感。金庸作品中，以清朝为历史背景的小说，与以宋元为历史背景的小说风格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宋元背景的作品风格偏向奇幻，明清背景的作品风格都偏向写实。如《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连城诀》。这几部作品也多是非《明报》连载的“支线作品”，其影响也都远逊《明报》连载的“主线作品”，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明显看到了金庸作品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在不断增强。到了《鹿鼎记》金庸将主线与支线作品的风格进行了一次融合，对以往浪漫的江湖世界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刻画手法，以冲破江湖世界虚幻的美好，将真实的世界推到读者面前，从而也使得金庸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批判更为直观与深刻。而且从结果来看，这次融合相当成功，在浪漫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使《鹿鼎记》的风格有了较大变化，以致有读者怀疑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金庸则表示“《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
金庸的这种“故意”，在创作方法上，是“不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而在创作思想上，则是从“精英意识”向“市民精神”的流变。而作为处江湖之远的侠客，由于与大都市中远离政治中枢的市民阶层社会地位上的相通性，则成为了市民精神所表现的对象。
市民精神是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的，在隋唐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与平民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市民群体初步形成。文化上体现市民精神的代表便是唐传奇。宋代以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为标志，市民群体正式形成，经过元明清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上则从说书话本、杂剧到小说无不是属于体现市民精神的市民文化。当代的市民文化则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而日益丰富，相较封建社会的市民文化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市民精神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当代市民精神在政治上具有参与与回避的两重性，经济上则存在这“义”与“利”的徘徊。在商品社会的环境下，个人意识与竞争意识增强。因此，当代市民精神呈现出多元化、实用性、功利性、交易性、反叛性、颠覆性等等特征，以及最为重要的个人自由与自主意识。
金庸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主题来体现路线斗争，在《鹿鼎记》中也概莫能外。而《鹿鼎记》中的路线斗争便是采用了以“市民意志”作为主导。
天地会作为《鹿鼎记》中江湖上最有势力也最有影响的帮会组织，成为江湖的主流。但天地会却是一个十足的政治组织，其最高纲领便是“天父地母，反清复明”。其余沐王府、神龙教也都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和政治目标的团体，由此可见，《鹿鼎记》中的江湖已经开始与庙堂合流，成为庙堂斗争的延伸。由此也体现出市民精神中对政治的参与性。而作为主人公的韦小宝，虽然在朝堂与江湖上都是如鱼得水，但其本身却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和江湖地位的渴望。韦小宝所秉承的不过是能用眼睛来“看戏、看美女”，用耳朵来“听说书、听曲子”这才是好的。韦小宝最终面临政治选择时，选择了逃避与归隐，因为对他而言，皇帝是汉人还是满人都不重要，能做多大的官也无所谓，活命和享受才是人生的终极价值。这也正是市民精神中对政治回避的体现。
《鹿鼎记》中江湖的“黑白两道”之界限也逐渐趋于模糊。以往江湖中的“正邪之争”也已没有那样尖锐对立。以往金庸小说中通过正邪之争所体现的路线斗争，也从二元对立流变为多元融合。《鹿鼎记》中的江湖纷争也具有了更为多元化的价值表达。明朝遗民具有共同的反抗清政府，恢复旧山河的目标，但其内部却又分属不同派别，又各拥其主，各有私心，自己内部先就争了个不可开交。而归辛树代表的世外高人，则认为“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皇帝，并没有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 这实质上是体现了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底层民众、普通老百姓的政治态度，也是市民精神的多元化特征在江湖人物身上的体现。
《鹿鼎记》中的江湖侠客人物形象也褪去了其理想化的装饰，更具有了现实人物的真实性。在《鹿鼎记》的江湖世界中，千百年来领袖武林的少林寺成为了皇家寺院，直接受政府管辖。“帮会”成为了江湖的主要组织形式，“江湖人物归属于不同的组织，主要有天地会、沐王府、神龙教等等。这些被严密组织起来的江湖人物，显然已经不是什么侠客，而是分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作为侠客的最重要的个体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个团体成员，对于团体利益的自觉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几乎是没有是非之分的。” 天地会中的众位英雄，也不再是理想模式的侠客，而是更为接近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既有为大义披肝沥胆的豪情，也具有目光短浅、意气用事、斤斤计较的市井习气。而全书中的主人公韦小宝更是城市最底层的市井小混混出身，在其身上更是集中体现了市井小人物身上的不学无术、贪财好色、趋利避害的本色。而传统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宏大叙事也在韦小宝的“市民话语”中逐步隐退。
韦小宝对于金钱财富有着强烈的攫取愿望，而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往往是对土地具有深深的执念。韦小宝敛财有术，却也不是守财奴，也并不将金钱用来买田买地，花起钱来却是大手大脚。所以在韦小宝身上所体现的并不是清朝时封建社会末期的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而是商品经济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市民文化也并非是不加节制的、非理性的、欲壑难填的，它也自带一股道德规诫的精神，它也奉劝人们循规蹈矩，无愧于心。市民精神中也自然包含“义”的成分，市民阶层中自然也不乏“义利之辩”的辩证思考。韦小宝的对金钱的贪婪，个人的趋利避害和对朋友的义气，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无不体现出消费主义对传统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反叛。

《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一直是学者讨论的重点。主流观点基本如陈墨先生认为的《鹿鼎记》既无“武”亦无“侠”，已经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畴，并且在思想上也是体现了作者对武侠价值的怀疑与反讽。但在我看来，《鹿鼎记》的反武侠特征的形成，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的创新思想。金庸本人一直强调“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另一方面则是对市民文化中反叛性传统的继承。
市民精神中的重要一点便是具有鲜明的反叛性和颠覆性，市民文化也极为乐于表现对权威的消解和戏谑。从传统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到民间语言艺术的相声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俯拾皆是的对神仙皇帝的解构，对迂腐文人的嘲弄。但是这种消解与戏谑却只是一种游戏式的消遣，而并非是反思与批判。《鹿鼎记》中的所谓“反武侠”，也是如此。看似热热闹闹，对上到天子大臣下到市井草莽，从武侠英雄到历史名人，甚至友邦的俄罗斯人都拿来毫无顾忌地涮了一把。但实际上以此“抓哏”，增加故事的喜剧性作用更加明显，而对历史与侠义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并不突出，也没有那么的深刻。正如陈建新在《<鹿鼎记>:成年人童话的消解—兼论金庸的现实主义倾向》一文中所说：“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鹿鼎记》并没有否定武侠小说的倾向，金庸只是想改变一下套路，尝试写一种与自己以前的武侠小说在艺术上不相雷同的新作品。作为武侠小说界的‘武林盟主’，他绝无反出‘武林’的奢望。”
虽然金庸在创作动机上并没有反武侠的意愿，但是以市民精神为主导的创作思想和金庸日益关注现实生活的创作方向，使得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日益增强。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贴近生活和批判精神必然会对武侠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造成削弱，也使得江湖世界所代表的“理想世界”造成冲击。“现实”与“理想”的这种碰撞是《鹿鼎记》中文学意味的体现。而代表“理想世界”的江湖在与代表“现实世界”的庙堂的碰撞中的轰然倒塌，也使得后人有了无限凭吊的广阔空间。而这无限广阔的空间才是《鹿鼎记》小说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正如金庸所说，《鹿鼎记》的确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它是在市民哲学的基础上的消费主义对历史的大狂欢，用市民话语完成了对传统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  

韦小宝的人物形象与金庸本人略显木讷的形象差距有些大，很多人都好奇以金庸憨厚、木讷的性格如何会写出韦小宝这样油嘴滑舌、刁钻滑头的人物的。与金庸交往颇密的沈西城认为“木讷是金庸的外表，反叛是金庸的内心，蛊惑得紧哪！这种性格的人怎会写不出灵巧活络的韦小宝呢！”沈西城更是认为《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人物原型之一是金庸多年的老同事，也是被视为金庸弟子之一的王世瑜。因王世瑜鬼灵精、点子多、懂承色，最得金庸欢心。另一原型则是金庸的好友倪匡。倪匡也是好动、调皮的性格。但在文章结尾，却又话锋一转，“说明金庸兼具正、邪性格，遇不同环境，便以可行的手法处之，聪敏灵活，化难于无形。难怪石贝要说金庸‘恢复了韦小宝之身’。嘿！原来金庸才是真正的韦小宝！”
有网络文章考证韦小宝的原型人物，与香港华人爵士韦宝珊有关。韦宝珊，原名韦廷俊，字宝珊，是香港的银行家和政治家，也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经历与韦小宝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在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都与不同的政治势力有所牵连，既为清廷效力，又与反清的团体有所联系。这种在不同政治势力间游走的能力与韦小宝在小说中的表现颇为相似。韦宝珊多方投机而没有失手，这是两个韦爵爷的共同点。当金庸构思这部巨著时，受韦宝珊的经历和名字启发，给主角起了这么个名字，可谓顺理成章。
《鹿鼎记》的艺术构思和韦小宝的形象塑造，在《鹿鼎记》连载时期，显然明显超出了读者的意料，也就是说超出了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侠义精神的期待。不断有读者写信去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并且“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而使他们对此书“不满”。但最终，这部“有很大不同”的《鹿鼎记》却使金庸登上了小说创作的顶峰，却也成为了他的封笔之作。

对于金庸的封笔，主流的观点是，因为《鹿鼎记》这种自我消解的方式，打破了武侠的虚幻和侠义的幻想，使得武侠小说无以为继。金庸再也无法用更加宏大的方式去讲述再也不相信的东西，于是他封笔了。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文后有一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先生新作《陆小凤》。”这说明金庸在《鹿鼎记》之后，还是有新作品的计划的，只是这个计划再也没有了下文。
金庸封笔其实也并非偶然，金庸在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连载晚期，便在与林以亮的访谈中表示，“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沈西城在忆及《鹿鼎记》收官时的情形，说：“《鹿鼎记》在《明报》连载毕，书迷都失落哀伤（内里包括了我），如丧考妣。当我看到书末‘全书完’的三个黑体大字，沮丧、绝望，一涌而上。早听文化界有人传言：《鹿鼎记》是金庸的‘收山’之作。天哪！武侠小说之王搁笔，咱们武侠迷还有啥可看？”, “身边有朋友去信《明报》，声泪俱下，要求查先生撰写新的武侠小说。信去多日，仍不得要领。书迷不死心，进言恳请体谅书迷心意，休息一段日子，再度执笔。金庸并没有明确决定，日子一远，我们知道，希望最后会是绝望，这终将成为不变的事实。”
彼时，《明报》已经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金庸不需要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而此时金庸写了17年的武侠小说，也的确有些缺乏兴趣了，于是便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写作。但是，当时金庸并没有打算放弃小说创作。据沈西城的记述，七十年代初，他曾向金庸询问《鹿鼎记》是否会有续集，金庸明确表示不会了，他正在筹划撰写历史小说《袁崇焕传》。 由此看来金庸原本是打算接下来写历史小说的，但后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历史评论文章的《袁崇焕评传》。
倪匡也曾经说过“在《鹿鼎记》之后，饮宴闲谈之间，常有熟稔或陌生的人问金庸：‘你为什么不写了？’在金庸未及回答之前，总不厌冒昧，抢着回答：‘因为他写不出来了！’如是数十次之后，金庸也感叹：‘真的写不出来了！’”
《鹿鼎记》打破了英雄传奇的武侠小说传统，但对于市民意识下的武侠小说究竟应该是何种形态，却并无清晰的脉络。但是金庸的小说创作向来是边创作边思考，以金庸的能力，在《鹿鼎记》之后探索出更具现代意识和风格的武侠小说，应该说也属游刃有余。所以，《鹿鼎记》的成就虽然难以超越，这并不能说金庸就“真的写不出来了”，也并不足以造成金庸封笔的原因。所以，对金庸封笔原因的分析，并不需要故作深刻的进行“巅峰之作，难以超越”、“反武反俠，无以为继”类的论述。金庸封笔的原因不过只是人生过程中的偶然和必然。金庸在经历了十七年不间断的武侠小说创作，年岁渐长、兴趣日减，而且明报也不再需要金庸的武侠小说来维持销量，因此金庸有了疲惫感，准备暂停一下。人生中有很多事都是这样，常年坚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旦停下一段时间，懒惰思想便会随之上升，便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更何况连载武侠小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苦差事。当已经熟悉了新的、轻松的生活规律，旧的、辛苦的生活便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没有特殊意外”，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便停留在了《鹿鼎记》。而《鹿鼎记》也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金庸说，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很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能等到这个特殊的意外的到来。

倪匡将《鹿鼎记》评为：“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一。”并认为“《鹿鼎记》甚至不是武侠小说，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才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陈墨也评价《鹿鼎记》为“一部盖世奇书” 。可以说从专家学者到普通读者，均给予了《鹿鼎记》非常高的评价，《鹿鼎记》在思想主题上的独树一帜，以及文学创作技巧上的结构布局庞大、视角开阔，节奏上井然有序同样达到顶峰。“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金庸小说技巧的运用和语言表达已人化境。可谓信笔而写浑然天成，嬉笑怒骂皆成妙章。” 倪匡先生的“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一”的说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是《鹿鼎记》却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争议较大的作品，有些专家与读者由于对韦小宝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无法接受，认为《鹿鼎记》是金庸最糟的一部武侠小说。事实上，受“市民意识”作为主导思想的影响，《鹿鼎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民文化中低俗化、娱乐化、游戏化的影响。在《鹿鼎记》中，我们看不到萧峰这样慷慨悲歌的气概，也没有了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胸怀，甚至也没有了杨过这样的荡气回肠的爱情，剩下的只是享乐主义的世故与现实。看不到如《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所蕴含的基于传统释儒道文化的哲学思考，对于自由精神的张扬，有的只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精明与油滑。在《鹿鼎记》中我们也看到了卡通化的倾向，“为了符合自己的设计，为韦小宝的畅通无阻开道金庸不惜把青木堂的江湖汉子写的呆头呆脑，把郑克爽写的幼稚简单，把宫廷侍卫写的糊里糊涂。” 甚至市民文化中的**与性调笑的内容也都堂而皇之的如实呈现。“（《鹿鼎记》）小说中已经有了消解一切价值纯粹为娱乐服务的后现代文本的特征，……而大众化娱乐狂欢正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鹿鼎记》开辟了一个时代，意义不可小视，它直接开启了香港文化中《大话西游》式的解构戏仿搞笑式的娱乐文化，泽被可谓深远。”
是耶非耶，皆由众人评说！

明哲

四

《鹿鼎记》第一回中，吕留良为小儿详解“人为鼎镬，我为麋鹿”的意义，也即是对《鹿鼎记》书名的释义。“鹿”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鹿死谁手”之鹿，“鼎”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的“问鼎天下”之鼎，通部《鹿鼎记》的总纲，便是吕留良所说的“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鹿”可指平民百姓，亦可喻政权。“鼎”则为政权、帝位的象征。全书便围绕着政权争夺这一主题展开，成为全书的主线。参与角逐的有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满清政权、台湾郑经麾下的“天地会”、尊“唐王”的沐王府、辽东“神龙教”、云南吴三桂、闯王李自成、崇祯皇帝的长平公主九难、乃至西藏、蒙古、俄罗斯等各方势力。
《鹿鼎记》包含了两层结构，一是传统武侠小说的“宏大叙事”，另一种是韦小宝滋生于妓院的“市井话语”。小说全篇也是在这两种结构的冲突中不断展开，作为全书主角的韦小宝则成为这种冲突的衔接点。以往论者往往认为《鹿鼎记》是对传统武侠小说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是市民意识对宏大叙事的嘲弄和讽刺。是对传统武侠精神的反省和否定。事实上，《鹿鼎记》中所表现的只是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作者对于两种观念并没有明确的褒贬。之所以我们可以从《鹿鼎记》中看出传统宏大叙事在市民意识冲击之下的逐渐消解，其实不过是时代思潮的体现而已。
谈到这里，我们就又要引用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的观点，“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前卫，也不保守，基本态度是‘随大流’”。在《鹿鼎记》创作期间，正是世界性的青年反传统运动蓬勃发展,香港社会也正处于社会经济的重大转折的时期，社会和文化景象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市民意识和个体自由作为新生事物，充满激情与活力，而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模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则面临冲击与挑战。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宏大叙事在与市民意识的冲撞中落于下风是当时社会的流行思潮。金庸准确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特征及情境与当代思潮的进步与革新，并将这种社会流行思潮及其与传统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代入了小说《鹿鼎记》之中。
与当时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思想转型相适应，《鹿鼎记》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这个“变”字的含义便是《周易·系辞下》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也就是金庸所说的韦小宝性格主要特征中的“适应环境” 。舒国治认为，“《鹿鼎记》说的是变, 而金庸早先几部书大体所言的是常。《鹿鼎记》变之又变，终还是回到更笃定之‘常’。” 也即，变才是常，事物永远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些观点我们并不陌生，“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便是用这套理论来与保守势力对抗的。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道：“古代无数勇武强悍、组织紧密、纪律森严、刻苦奋发的民族所以一个个在历史上消失，从此影踪不见，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缺乏弹性，在社会教条或宗教教条下僵化了。没有弹性的社会，变成了殭尸式的社会。再凶猛剽悍的殭尸，毕竟是殭尸，终究会倒下去的。” 这也形成了日后金庸1994年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我的中国历史观》中主要观点。金庸在演讲中说：“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後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金庸的这种历史观来自于汤恩比的《历史研究》，金庸显然深以为然，并在不同大型场合都有谈及。这种观念在金庸作品中可谓脉络清晰，从《书剑恩仇录》的回部霍青桐，到《射雕英雄传》的蒙古成吉思汗，到《天龙八部》的契丹萧峰，都是体现少数民族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活力。这个观点在《鹿鼎记》中逐渐清晰成形，在修订《碧血剑》时，在塑造满清皇太极时也加入了此种思想观念。而《鹿鼎记》所给出的，正是在民族转机时期所应采取的态度。
民族转机时期，变革无疑是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如何变革历来是两种方式——暴力革命和变法维新。暴力革命必然造成生灵涂炭，已经成为民本主义者的金庸，显然不会再将其作为首要选项。但在中国，改革变法历来便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究其原因便是中国的传统保守观念根基过于深厚，实力过于强大；而以农耕为业的底层民众也同样希望稳定而不喜欢变革。这便导致变法维新即缺乏上层支持，又欠缺群众基础。维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主要矛盾冲突，也是《鹿鼎记》中情节冲突架构的基础。
改革中新旧势力的冲突是一个很沉重的主题，但金庸却采用了一种喜剧的方式来进行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作品的沉重、压抑。同时用一个市井小人物的视角，从市民意识的角度而非精英群体的角度表达了市民阶层看待重大历史变革的思想与态度。而作为市井小混混的韦小宝在康熙年间各方势力逐鹿问鼎中的态度便是“适应环境”。
适应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好的一面便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面向未来，锐意进取；另一方面讲则是一种以功利、实用思想为指导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鹿鼎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正面歌颂的方式来表达主题，而是大胆地从反面入手，从韦小宝这个满嘴脏话、一身痞气、“赔本生意绝不做”的充满市侩和功利的小人物入手，通过韦小宝的实用主义的畅通无阻、无往不利，来反衬顺应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从韦小宝实用主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出发，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只讲原则，不问结果”具有天然的冲突。所以韦小宝出山后的第一个冲突，便是用撒石灰的下三滥手段帮茅十八打赢了架，而茅十八却是大为光火，认为会为江湖上的好汉所耻笑，在江湖上混不下去了。随着其涉世愈深，所面临的类似冲突也便越多，少林寺澄观大师的泥古不化、顺治师徒三人的一根筋、天地会与沐王府的“拥唐”、“拥桂”之争、陈近南的愚忠，黄宗羲等大儒的碌碌无为……等等。这种种的冲突、碰撞，实质上便是儒家论辩了千年之久的“义利之辩”！在连番碰撞之后，却是韦小宝的实用主义大获全胜，理想主义的崇高与高尚则节节败退。韦小宝正是由于超脱了一切文化思想的指导和束缚，才能在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无往不利。他的胜利可以认为是世俗哲学对各种传统文化思想的胜利。那么对此结果，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各种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大义”就是虚幻与缥缈呢？郭靖、杨过、乔峰、胡斐等侠义人物与侠义精神是否都是荒诞与无聊呢？《鹿鼎记》的主要思想是否就是反英雄、反武侠、反传统呢？
其实，并不是！
“大义”没有错！“英雄”没有错！“侠义”也没有错！之所以会节节挫败，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代站到了错误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一种深刻的思想和具有高尚人格的个人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最终也难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由此，则更为突出了“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正如金庸并没有否定武侠小说的倾向一样，他也并没有反传统、反英雄及反侠客的意愿。金庸所明确反对的，只有“反教条反权威”。
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表示，“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承继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唱反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这种明确反教条和反权威的观点，是与金庸所阐述的历史观相呼应的。反教条反权威并不是反对传统，只是反对对传统的僵化理解和固步自封，金庸所提倡的是不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也就是金庸所说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改革需要的是破旧立新，开放也需要摒除固有观念，才能接受外来事物，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二者向来便是相辅相成的。

金庸曾明确表示，“这个人物（韦小宝）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他们讲义气，内部很团结，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 中国人很早便开始在海外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世界各地都有华人街的身影。世界各国风俗不同、环境不同，但海外华人却都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金庸由此受到启示，在其作品中重点体现了海外华人的这一性格特征。但同时金庸也表示。“但是也有许多不好的习惯。”“环境好就成为好人，环境不好就干坏事。这是我写韦小宝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一批中国人，因为华侨众多，为求生存，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道德品性和个性。有一部分典型中国人，像韦小宝这样子，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讲谎话、贪污、腐败，什么事都干。这种事情在康熙的时候很普遍，现在可能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掉。”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表达过，“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的竞争中往往是失败者。” 《鹿鼎记》表达的主旨是“适应环境”，金庸当然可以塑造一个道德高尚且适应环境的主角人物，但这显然过于理想化，不免要成为“高大全”式的人物。因此金庸从现实出发，选择塑造一个充满市井劣根性的人物来表现适应环境的主题，显然更为贴切、更为现实也更具文学价值。相应地，如陈近南这样的江湖大侠，如顾炎武、黄宗羲这样的当世大儒，也都成为了在生存竞争中失败的“高尚的人”。
但如果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充满市井劣根性且道德低下的人物形象，这在纯文学作品中也无不可，而且可以反讽的手法来增加作品的批判性和现实性。古今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先例，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等等。但在作为通俗小说的武侠小说中，显然这个观念有些太为超前。《鹿鼎记》如果采用此种创作理念，显然无法令在报纸上读小说的读者所接受。好在中国市井文化中，虽然具有很多低俗、狭隘的负面成分，却也不乏积极、进步的正面部分。“讲义气”便是中国市民社会与真实的江湖世界中历来所遵循的核心伦理，这也就是金庸评价韦小宝性格的第二个特征。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中表示，“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容忍，……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
“义气”作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带有儒家色彩的伦理取向，可以说是儒家伦理在江湖世界的通俗化和适用性，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儒家思想。并且在江湖世界中形成了讲义气的代言人——关二爷。韦小宝只是凭借着这种被世俗化了的道德伦理，完成了不下于萧峰、郭靖的英雄功绩，包括智擒鳌拜、发展天地会、打压吴三桂、为陈近南复仇等，也三番五次彰显出重义轻利、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讲义气也使得韦小宝不至于变成“坏人”，因此足以胜任武侠小说的男主角的角色。我们之前的文章中说过，基本上金庸是用启蒙思想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反过来又用传统文化的理性来节制现代社会的野蛮发展、物欲横流与非理性思潮。《鹿鼎记》中金庸便是用传统文化中的“讲义气”来节制韦小宝身上的基于商业社会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的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轻薄好色等等物欲横流的负面因素。

《鹿鼎记》中这场“问鼎逐鹿”的最终成功者，似乎只有康熙。康熙帝逐一消灭、瓦解了各方势力，最终江山一统，稳坐龙庭。但康熙在小说中用以表达的却不是“适应环境”，康熙所表达的就是这个“环境”。
《鹿鼎记》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明亡清兴的康熙初年。其时满清已经入关多年，大明王朝已经谢幕，残存的南明政权也已被扫荡殆尽，仅存台湾一地孤悬海外。但此时的康熙王朝虽然天下一统，但内部却也是危机潜伏。朝堂之上，国君年幼，权臣把持朝政；地方上则有诸侯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民间则是民族冲突并未解决，民间反清势力也是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韦小宝与康熙，一个稳坐朝堂运筹帷幄，一个行走江湖，纵横捭阖，在各方势力角逐之中稳定了局势，开启了太平富足的“康乾盛世”。
金庸在《鹿鼎记》新修版的后记中说道：“……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盛世康熙时代的故事，主要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按照此作者的自谓，《鹿鼎记》抒写的重点是“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否就是作为故事背景的“康熙时代”呢？
其实并不是！
某些评论认为《鹿鼎记》是反映了清朝康熙年间的社会现状，以及刻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形态。这显然是所见者狭，或者是论者有意隐晦。小说中的康熙时代与历史上真实的康熙时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也不会如小说中这般的特性突出，真实的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激烈程度，也不是小说中这般云淡风轻。“封建社会中的主流社会和隐性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是十分复杂的。现实中的康熙皇帝绝不会对韦小宝那么信任，一任他借用皇权的力量，为自己或其他势力服务；现实中的显性社会和隐性社会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会都那么傻头傻脑，一任韦小宝去发挥自己的‘天才’”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鹿鼎记》所要表现的依然是中国千年来的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可说是中国政治千年来的缩影。《鹿鼎记》中的社会现状过去千年普遍存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存在，现在的中国依然存在。
《鹿鼎记》为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想象与虚构但又充满现实性，并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景象的艺术世界。小说中的康熙年间，满清皇朝建立不久正处于初创时期，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上升时期。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的欲望会随之膨胀，而初创时期，相关制度却又相对不够完善。因此在这一时期社会形态必然会形成既高速发展又充满复杂斗争，即财富激增又贪腐横行的泥沙俱下、瑕瑜互见的社会状况（香港六、七十年代、大陆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状况都是如此）。《鹿鼎记》中所要表现的便是应如何适应这个即充满斗争又充满活力的新社会、新时代的问题。而小说中的这个新社会、新时代的缔造者，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的天下之主，康熙皇帝玄烨（小玄子）。
《鹿鼎记》中正是由于康熙的励精图治，维持了政权稳定，并在民生上为民造福，开创了积极向上的太平盛世。有论者认为，《鹿鼎记》与《笑傲江湖》一样，表现的仍然是政治的堕落与人性的卑鄙。其实不然。《笑傲江湖》中的政治表达集中在了“权力斗争”，体现的是为了争夺权力的不择手段。但是《鹿鼎记》中的政治表达则远远不限于权力斗争，而是涉及了政治制度、政府运作、经济民生、舆论宣传、国际关系、外交战争等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是通过康熙帝“永不加赋”政策来促进和保障人民福祉的政治政策来凸显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观念。可以说《鹿鼎记》是金庸十五部小说中对于政治表达最为成熟的作品，而且是远超其他作品的存在。在《鹿鼎记》中金庸对于康熙帝的政治措施是认可和赞同的，在小说中也是将康熙作为正面人物明确予以了正面评价的。从这个方面来说，《鹿鼎记》的整体基调依然是积极向上的，而不是悲观、无奈、失望甚至绝望的，也不是用以表现封建帝国的末日余晖和侠义精神的最后悲歌，更没有强烈地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愿景。以往论者往往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于小说中所描写的封建王朝的弊端和丑恶现象并讨论其批判意义，但对作者所赞扬和提倡的却往往被忽视。
金庸在接受杨澜访谈时，当杨澜问起《鹿鼎记》是否是用一个反英雄的角色表达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时，金庸回答：“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这话很有些刻意拔高的意味，有些中学生总结中心思想的意思了。孔庆东认为“金庸的小说引起学术界重视，学术界给它很多评论，反过来，这些评论影响了金庸对自己小说的看法。我们听一个作家谈自己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谈的，在什么背景下谈的，要分析他说这些话是不是受了其他人的影响，特别是受了一些学者的影响。” 上述这番话显然就是受了一些学者影响的情况。如果我们剔除这番话中的“学者影响”，可以看出这番话表达的主旨是《鹿鼎记》所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吴霭仪也说：“透过主人公韦小宝，金庸描画出中国社会百态和现象，特别是官场现象。……《鹿鼎记》侧重的是社会现象，作者故意不深涉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感情，尽量保持这部小说‘浮世绘’的感觉”。 但金庸所说的“当时”并不是小说中的康熙皇朝的“封建腐败的社会”，而是小说的创作时期，香港六、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前的混乱时期和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鹿鼎记》中是将现实的社会状况代入到了小说中的康熙时代，并通过提炼、概括和总结，最终体现了中国千年来社会生活及其文化本质。
吴霭仪说“《鹿鼎记》所说的不是理想，而是现实。或者说，是用现实的眼光，甚至嬉皮笑脸的角度去看理想”。在《鹿鼎记》中，朝廷上下，藏污纳垢；江湖内外，乱七八槽。看起来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社会。但偏偏韦小宝这小滑头却能在其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可以说这并不是韦小宝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有那么的神奇，而是这个社会太适合像韦小宝这样的小无赖。但是，金庸对待韦小宝的态度却让人颇为玩味，金庸说“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 对此，吴霭仪认为：“金庸怎样看韦小宝，就怎样看他笔下那个混浊荒诞的世界：这世界原是缺陷大多，很多地方都很不好，但说到底，这个世界还是不错的，这个世界仍有很多令人感到温馨的东西”。“《鹿鼎记》的世界再不好，金庸也不忍加以深责，更不会背弃，因为那始终都是他所属的世界、他熟悉的世界；而且，世界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有这么多好处，也就过得去了。”
金庸说“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但实际上金庸在《鹿鼎记》中虽然不乏讽刺，不乏对社会的批判，但公平来说，却并没有达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与否定的高度，即便是对已经作古的封建制度进行批判。同样是通俗作品，同样是谐趣作品，同样是喜剧式的反讽，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才是对封建社会从制度上进行的讽刺、批判和否定。而金庸在《鹿鼎记》中对社会的批判，正如吴霭仪所说“作为一部讽世小说，《鹿鼎记》的讽刺是温和而不是尖刻的，毋宁说是取笑这个社会，但是在取笑中善意多于抨击，像好朋友的互相嘲笑。” “也许归根结底，金庸意识到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政治阴暗面。” 所以，《鹿鼎记》中所要表达的重点并不是对社会制度黑暗的批判，而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适应能力”。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中表示，“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通过“倚天剑”的寓意，将侠客定位成了“永远的在野党”，是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那么在《鹿鼎记》中，侠客们便面临了一个问题，对于康熙这样的为民造福的好皇帝，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政府，还要站在他的对立面吗？
如果只是改朝换代，价值取向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还容易做出判断，但偏偏这新生王朝却是异族的侵略者与征服者。家国大义、民族冲突与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究竟孰轻孰重、该如何取舍？又该如何适应？这个棘手的问题，不仅摆在了作者的面前，摆在了小说中人物的面前，也摆在了读者和评论者的面前。
作者对于康熙是作为正面人物进行肯定的，对于天地会、陈近南、沐王府等反清复明势力，同样是作为正面人物进行赞扬与肯定的。也就是说，从作者的主观态度上，并没有对此问题做出价值取向。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嫁到了他的主人公身上，于是一个经过精心调试的小人物韦小宝粉墨登场了。
如果这个主人公是郭靖，一定是民族大义为先，即便需要刺杀安达托雷，也不会犹豫。如果是萧峰，则会牺牲自己以全大义。但《鹿鼎记》的主人公却明显是一个不同于金庸以往作品中的大侠、英雄的人物。
韦小宝母亲是个下等妓女，父亲则不知是何人，这使得其先天上没有了历史文化上的责任；后天上，韦小宝又是不学无术、目不识丁，更不懂什么“尊王攘夷、春秋大义”。以韦小宝的市井出身所形成的“三观”，生存与享乐才是第一人生要义。所有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华夷之辨的问题，在韦小宝的身上全部被抹除掉了！正如姚晓雷所说：“韦小宝身上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从行动到思想，都完全忠于自己的利益本能，没有任何来自和这种利益追求相异己的传统道德方面的困惑。” 因此所有的关于“认同”的问题在韦小宝的身上便全部消失了！曾经让“金书第一英雄”的萧峰自杀身死的原罪就这样完完全全的不存在了！田晓菲认为，将萧峰与韦小宝面对相同的忠义两难的问题，萧峰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与韦小宝的装模作样和溜之大吉形成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从而构成最精致的反讽表现。
这种釜底抽薪的处理方式不可谓不“圆融”。摆脱了固定思想的禁锢的韦小宝便自由地出入于各方势力之间，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游走自如，左右逢源。马国明认为，韦小宝的此种身份特征体现了后父权主义社会里的处身之道——非政治化政治，韦小宝是一个彻头彻尾非政治化的政治人物。由于他那完全没有思想包袱的思想，使其不致被两个权力中心夹死。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韦小宝这个人物的市井出身固然可以使其摆脱身份认同的问题，但负面影响便是由于“他生长于市井，没有知识，传统的礼仪廉耻对他的影响不深，偷蒙拐骗、吃喝嫖赌、阿谀奉承等不良习性习以为常，所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小人！这样的性格使他行事不问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再加上善于见风使舵、机灵狡猾”。 这样的真小人的在朝廷与江湖的如鱼得水，不得不让人感叹“在现实生活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堂堂正正的道德主义，不一定有用，甚至根本无用，而恰恰是韦小宝这样的人，一脑子实用主义思想的人，却飞黄腾达。”并由此得出“此中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但这似乎并不是作者的本意，金庸只是按照真实表现人物的原则，并未刻意回避和弱化人物的负面因素。

正如马国明所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都试图在外族统治的现实底下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 金庸通过韦小宝这个人物的设计，是希望表达通过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和固执，以发展的眼光，从共同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两岸三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价值观所造成的冲突和分裂的问题。一如金庸题字中所言的“看破、放下、自在”。放下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但显然这只是个理想方案和美好愿景。韦小宝也无法永远保持“非政治化政治”的状态。时日一久，他也会受环境影响形成自己的政治倾向。“他年纪幼小，从未读书，甚么满汉之分，国族之仇，向来不放在心上，只是在天地会日久，平日听会中兄弟们说得多了，自然而然也觉满洲人占我汉人江山十分不该。” 他的左右逢源也终有一天要做出选择，韦小宝在面临左右为难的选择时的策略是“老子不干了！”然后溜走了。韦小宝最后的结局是“逃跑”而不是“归隐”，实际上便是采用了逃避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便不甚“圆融”了。这实质上是否定了此方案的现实可行性。
金庸表示韦小宝这个人物是受海外的、香港的中国人所启发，并强调“不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二战后海外华人在所在国的境况还是很艰苦的。他们每天充满忧虑，为生存而挣扎，一部分早期遗民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实现富裕，也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这其中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所在国的种族歧视。即便今天，华侨在海外即便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和社会管理和社会地位上依然面临着无形的天花板。另一方面，中国人悠久的文化传统使其很难被当地文化所同化。加上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的观念，使得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缺少归属感。中国人的这种难以同化的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所在国的歧视与排斥，使得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分外困难。在这种状况下，导致了海外华人对所在国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意识，于是便形成了两个行为特征。一是为求生存的不择手段。既然对所在国缺少归属感，又远离祖国，所有的道德束缚便都不复存在，为了生存需要便可以放下所有的思想羁绊。二是只求赚钱过好日子，对所在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责任即便有心参与也很难有机会进入，于是只有回避。同期中国大陆的国人心态显然与海外华人的这种心态截然不同，当时的中国大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爆棚，不仅政治参与度高，对村镇、社区、单位这些身边的社会事务更是充满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因此，金庸特意将中国大陆排除在了韦小宝的典型性之外。但是，香港人的心态却是与海外华人相通的，而且由于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陈硕以香港本地人的身份敏锐地指出，“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港人在这个所谓‘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所关注的从来便只是求存和发达，要达成这个目的，一定要会得‘执生’，意即和韦小宝一样有‘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之能力”。 港人的这种身份特征与韦小宝如出一辙，高度重合，所以陈硕认为“韦小宝就是香港人。”《鹿鼎记》就是“香港精神的体现”。
70年代内地正值“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贫乏，相对而言，香港在港督麦理浩殖民地政府的“新殖民地”式管治下，反而民生安定，正是处于一个从向国际化现代都市转化的时期。香港本土文化的归属感与大陆的民族归属的游离日渐显现。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使得港人对待中国大陆和英国的心态都颇为复杂和微妙，一方面对内地的现状不满、理想幻灭，又割舍不下对祖国的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对英国殖民历史怀着复杂的情感，又对香港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特别是香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度更高。而这些香港人的处事原则便只是“求存和发达”。新一代的港人没有老一辈南下香港人的历史负担和在夹缝中的无能感，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大英帝国两者之间左右逢源，但到了真正需要在两者进行选择的时候，则又同样的左右为难，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会是带着自己获取的财富另寻他处。《鹿鼎记》便是通过韦小宝、康熙王朝和天地会各方势力之间的逐鹿问鼎，来体现香港、中国大陆和大英帝国三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林凌瀚在《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借于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一文中提出了《鹿鼎记》中对于殖民问题的三度置换的问题。在《鹿鼎记》开篇提出的“文字狱”、“语录”的问题，“讥讽对象亦是大陆的政治气候。金庸将‘内政’置换成‘殖民’，真正提到议程上的问题是前者。满清实际影射的是中共政权”。而在康熙亲政后，满清政府的罪状却无声无息地转嫁到了他人的头上。然则‘清白无辜’的康熙政权，究竟是何所指？第三次置换则是“‘驱除鞑虏’的矛头，从满清处向外转移到罗剎国（俄国另一译名）去了”。“当时仍处于殖民／被殖民的满汉关系，在此变而为一致对外的满汉一家”。“经历了三次置换，我们最后才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  林凌瀚先生的论述过程非常精辟，但结论可能有些片面。从林先生文章的论述中，笔者得出的结论是：《鹿鼎记》中的满清政权是一个复合体，既是指代新中国政权，也是指代港英殖民政府，只是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中，其指代对象发生了“置换”或者说是“转换”。这种置换（转换）正是契合了前述香港人本身在殖民地中的处境：“对中国既缅怀又疑惧，对殖民统治则欲拒还迎的心态下，认同的对象既此亦彼，同时又非此非彼。”  
《鹿鼎记》中，康熙正色的告诫韦小宝：“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头船吗？”对于香港人来讲，这是一个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大骂：“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只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脑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个脑袋，几只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什么也不干了！”韦小宝可以不干了，但香港可以吗？
金庸虽然为韦小宝卸下了历史、文化和思想上的所有包袱，但我们也看到，最终身份认同的问题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金庸在其最后的一部小说中，最终也没能对这一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做出完满的收官。但这显然并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鹿鼎记》并没有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但作者在文本中所透露的价值取向却非常明显。小说中康熙的一段话可以完全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说：“我做中国皇帝，虽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层主题在小说中反复呈现。小说结尾通过四位当世大儒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确认。康熙的这句话也在几乎所有关于《鹿鼎记》的评论文章中均被引用。金庸通过《鹿鼎记》这一主题所要表达的便是“香港人只要能够有和平幸福的生活，那么至于谁来统治，便成为了次要的事情。这正好同当时香港人文化身份认同观念的转变相互呼应。”
对于《鹿鼎记》中的这种民族观的表达，金庸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表示，“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内地学者普遍认同金庸的说法，认为是由于金庸逐渐摆脱了“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相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金庸小说“进步”的地方，也与中国政府民族大团结的民族政策相一致。然而，在金庸小说的诞生地香港，香港学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庸小说对殖民者模棱两可的态度，内地学者或许看不出来，但在香港人眼中却很清晰。” 马国明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和香港作为殖民地的关系绝不是金庸小说世界里的那种表面的民族主义或爱国忧民的情怀……这是一种极之懒惰的诠释。” 林凌瀚更是对上文中著名的康熙的那段话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总结，“被殖民者无力自治而依附于开明殖民者的议论”。应该说，香港学者的见解源于其与作者处于相同的社会环境中的感同身受，显然更为深刻，可能也更符合真实的情况。但这种观点或许确实不是金庸本意。我们之前说过，金庸的眼光应该不止局限在香港这一城一地。金庸应该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见解，这种见解显然会影响金庸小说的思想深度和“政治正确”，也会影响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努力。所以金庸一直致力于宣扬他的“民族融合论”来为此“打补丁”，以此来冲淡对于殖民者的模糊态度的影响。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结合了金庸不同的小说文本对金庸“民族融合论”的观点提出置疑。在此也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结论了。
孔庆东认为“金庸的小说引起学术界重视，学术界给它很多评论，反过来，这些评论影响了金庸对自己小说的看法。我们听一个作家谈自己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谈的，在什么背景下谈的，要分析他说这些话是不是受了其他人的影响，特别是受了一些学者的影响。” 所以即便是对于金庸本人的看法，我们也应予以客观分析，金庸所提出的所谓“轮流坐庄”明显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论调；而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则是一种冲突、征服、侵略下的被动的“融合”。因此，所谓的“轮流坐庄”、 “民族融合论”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背后的真实思想就是殖民地人民对待殖民者的态度的问题，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反复分析，兹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不必要被这种观点所迷惑。

《鹿鼎记》中对异族统治的态度的改变，不仅印证了香港人对殖民地政府态度的转变，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价值观变革的一个里程碑。为了因应这一转变，《鹿鼎记》的叙事视角从身具高深武功的大侠的“精英视角”向“无武无侠”的市井小人物的“平民视角”进行了转换。这也就形成了《鹿鼎记》的“反武”、“反侠”、“反英雄”、“反传统”……等等反武侠的特征。很多论者将《鹿鼎记》的这种反武侠特征解读为基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种“批判性”。“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正像《红楼梦》一样，《鹿鼎记》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画上了一个句号”，并“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进而更为悲观地认为，《鹿鼎记》标志着金庸侠义叙事的终结，侠义精神的虚幻，侠义英雄的无以为继。就如同《堂吉可德》在骑士小说发展历史上一样，用武侠小说的形式宣告了武侠小说的终结。《鹿鼎记》根本是对中国人的社会规则提出整体的怀疑。只有这套体制最后绝迹了，中国人才有出路。《鹿鼎记》的精神不止是反武侠，更是反江湖、反中国传统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为中国社会提供镜鉴。但同样也有不少论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如陈建新便认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鹿鼎记》并没有否定武侠小说的倾向，金庸只是想改变一下套路，尝试写一种与自己以前的武侠小说在艺术上不相雷同的新作品.作为武侠小说界的‘武林盟主’，他绝无反出‘武林’的奢望。”罗琪则认为，“（《鹿鼎记》）内在灵魂仍是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它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鹿鼎记》的这种“反武侠”的特征，并非是从思想主题上对武侠精神的一种“反叛”和“终结”，而更多的是从创作手法和文学技巧上的考量而进行的创新。作者是从“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鹿鼎记》·后记）的角度出发，来构造《鹿鼎记》的整体风格。
倪匡评论《鹿鼎记》时表示，“反英雄，反传统，反束缚，《鹿鼎记》可以说是一部‘反书’。宣人性，宣自我，宣独立，宣快乐，《鹿鼎记》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书’。” 这段论述对于《鹿鼎记》中的“反”与“正”的辩证关系表述的非常明确，即“有破有立”。“反”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宣”才是“反”的最终目的。
冯庆认为“《鹿鼎记》并不是反讽，不是对崇高英雄的消解，而是一种新的发挥与发展。” 而侠客形象在《鹿鼎记》中的发挥与发展最终体现的便是侠客形象从神向人的转化，从“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换，从大义凛然向机巧灵变的发挥，从充满原则性的束缚向具有灵活性的圆融发展。
《鹿鼎记》中，武侠英雄并没有消失，其只是走下了神坛。而英雄的出路不在虚无缥缈的神坛之上，而是在现实的人间，在凡人的欲望世界里。《鹿鼎记》中的侠义英雄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普通的市井贫民，并充分发挥了市井小人物所独有的不受束缚，努力求生存发展的活力。金庸以戏谑的笔调、喜剧的风格轻松地掠过康熙执政初期的那段历史，整体的基调是明朗与开放的。金庸武侠小说中大都有一些喜剧性人物。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阿凡提，《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里的老顽童周伯通。但这些作品往往是安排一些次要的喜剧人物来调剂作品的气氛，而《鹿鼎记》则是把喜剧性人物作为第一主人公。《鹿鼎记》中，金庸是以主人公韦小宝的市井小人物的身份，与高高在上的皇宫庙堂与正义凛然的江湖世界的冲突来制造喜剧冲突，并通过韦小宝这个市井小人物的心里活动来实现幽默、讽刺及狂欢的喜剧效果，而文本中反复的插科打诨在实际上却都是暗含锋芒，在小人物的虚与委蛇之间展现现实的残酷。
《鹿鼎记》的主题是严肃而沉重的，但是通过喜剧手法的运用，“在韦小宝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谐谑的，举凡严肃和不严肃的，认真和不认真的，威严和不威严的。而且关键在于，谐谑的主体由此显示出了非凡的活力。” 全书整体风格“怨而不怒，讽而不讥，文辞构思，畅快淋漓，其间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心之厚，责心之切”。 举凡庙堂与江湖中的威严与正义，无不在韦小宝嘻嘻哈哈、无赖惫懒之中，在一片开心的笑声中消解殆尽。所有的皇图霸业、逐鹿问鼎；武林争雄、正邪之争都成为一场游戏的狂欢，尽付笑谈之中！

《鹿鼎记》内涵丰富，情节曲折，可读性很高。对小说性质和内涵的多维理解，表明了《鹿鼎记》内蕴丰富，有关话题性和思考空间也比较大，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充分体现了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多义性这一特点。仅在小说类型划分上，便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首先应该肯定《鹿鼎记》是一部武侠小说，但金庸本人便认为这部作品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而更像是历史小说。有些学者又称其为可与《官场现行记》媲美的社会批判小说、社会讽刺小说，也有学者认为其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由此便可见对于《鹿鼎记》研究上的众说纷纭。《鹿鼎记》的确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研究，挖掘其文本中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本文写作也仅能从有限的方面和角度对《鹿鼎记》进行梳理与解读，也仅仅触及了《鹿鼎记》思想内涵有限的几个方面，即便在前贤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之上，也完全无法做到对其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挂一漏万的情况实在是在所难免！

明哲

五

韦小宝是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在武侠小说体系内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但在整个武侠世界中，应该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与其相类似的人物的。这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的“鼓上蚤”时迁了吧。时迁这个人物在《水浒传》原著中并不出彩儿，但在后世流传的由《水浒传》衍生的评书中，时迁可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这其中我最为熟悉的有两部评书，一部是袁阔成的《水浒外传》，一部是张青松的《梁山轶事》。这两部评书在我小时候可都是深入人心，影响巨大。这两部书故事完全不同，也没有衔接性，但“鼓上蚤”时迁却都是故事中的核心角色，人物形象也出奇地一致。两部书中保持了《水浒传》中时迁“神偷”的设定，因此身材瘦小枯干、除了轻身功夫高人一等，其他功夫都是稀松平常，但却是个伶俐机警、风趣幽默、脑子活络且有鬼主意的人物。这个人物武功不高、贫嘴贫舌，又偷鸡摸狗、惹是生非，一身的毛病。在一众梁山好汉之中，属于吊梢尾的角色，却在我们这些读者心中有着超高的人气，丝毫不逊于武松、燕青、石秀这样的英雄人物。与时迁相似的人物还有《三侠五义》里的蒋平，《三侠剑》里的杨香武，《明英烈》里的徐方，《童林传》里的张芳等等。这种类型的人物是传统京剧中“丑角”的标准配置，是一些机智、灵活、诙谐的正面人物。通常本事不大但能逢凶化吉，以其独特的技能和性格特点为故事增添趣味和深度，评书的行话中叫做“书筋”。这些人物可以说是韦小宝人物形象的传统，也是构成韦小宝人物特征的基础。
古龙创作于1966年的《绝代双骄》中的小鱼儿，也是此种机智、幽默的角色，且出身“恶人谷”，较少道德规范的束缚，这与韦小宝的人物形象也有几分相似。《明报》连载的《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人物形象同郭靖、张无忌的情况相似，前后是有差别的。在韦小宝与小玄子比武惨败后，向海大富请教武功。海大富第一次教，韦小宝就“聪明过人”，“一心要胜过小玄子，学得极是用心”。第二次教的时候更是进步飞速，“居然将第一路擒拿手的一十八式变化都学全了”。待得海大富死后，韦小宝又拜了陈近南为师，于是将海、陈的两本武功秘籍合练，融会贯通，“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对此，倪匡认为：“金庸在写《鹿鼎记》之初，创作意图上，还未能脱离旧窠臼，从开始的一连串安排上，可以看得出，金庸还是有安排韦小宝变成武学高手的意图，但是写到了一小半之后，创作意图改变了，觉得可以来一个大突破，开武侠小说从来未有之奇，索性让韦小宝这个人，一直武功低微，除了‘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之外，只给他一柄匕首，一件背心，让他可以保命就算数。就凭这个改变后的创作意图，我们才能读到像《鹿鼎记》这样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金庸最初构思的韦小宝的形象，很有可能更为接近小鱼儿的人物形象——机灵调皮，幽默搞笑，小节不堪，大义无亏；平时不正经，关键时刻靠得住；武功旁门左道，却又自成一家。
很显然，金庸又……又……又一次更改了其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物设定！这种情况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分析金庸小说至今，应该已经习惯了吧！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自述其小说创作过程时说：“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甚么性格也没有成型，他是慢慢、慢慢的自己成长的。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划韦小宝善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可见金庸写作的特点便是边创作边思考，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完善作品的思想主题。
“金庸为韦小宝设计了扬州烟花之地妓院作为其出身之所，使得韦小宝不必背负历史大义观念的束缚；去除了国家、民族大义的牵绊，只为个人生存而努力。同时，又将韦小宝母亲设定为一个下等妓女，父亲则不知是何人，以摆脱宗法、人伦观念的束缚，无需如萧峰、杨过、张无忌为父辈的苦难承当沉痛的原罪，也无需承受父权权威的沉重压制。最重要的是韦小宝有母无父、有师无父，也就避免了日后发生与父对立的人伦冲突。”
以上这段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熟悉的感觉。这是我将前文谈论《笑傲江湖》中评论令狐冲的文字修改而来的。将评述令狐冲的文字用来评述韦小宝是不是也并无违和感！对此，我们可以发现，原来韦小宝与令狐冲之间是具有非常清晰地传承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虽然是独具特色，但也并非横空出世，其在外在形象上，具有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英雄传奇的传统，而思想内核上则上接《笑傲江湖》，与金庸以往小说中的具有现代性的启蒙思想和自由意识一脉相承。可以说，韦小宝的人物形象是即具有传统性，又具有现代性的角色。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传，也是现代思想的代表，括而言之，即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的结晶。
目前普遍观点认为韦小宝的人物形象是反传统的，是对传统正义凛然的侠客形象的颠覆。这种理解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韦小宝这类的人物形象，在侠客的传统谱系中，其实一直都在，并且绵延不绝。但为什么时迁、蒋平甚至程咬金都没有产生如韦小宝这样的影响和争议呢？因为时迁、蒋平这样的人物形象还只是“大侠”身边的辅助人物，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他们身上的光彩是为了衬托“大侠”身上的光环，无论如何不能也无法掩盖“大侠”身上的光环，因此对于武侠小说的英雄叙事并不会造成冲击，也就不会产生争议。而韦小宝却是“大侠”的对比人物，二者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他身上的光彩增加一分，“大侠”身上的光环便减弱一分，因此必然会对武侠小说的“英雄叙事”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而这也还只是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韦小宝身上体现的现代思想与“大侠”身上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对比与消长关系更能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讨论韦小宝时，总不免不了将其与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的阿Q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阿Q与韦小宝之间有颇多的共通之处，金庸本人在访谈中表示：“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金庸本人对此在不同场合谈论较多，相关的论述也颇丰，于此则不再详论。对于韦小宝与阿Q的对比，我认可这样的一些观点，“韦小宝是个改良版的阿Q，也是成功了的阿Q。” “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向读者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那么韦小宝这个形象所宣扬的却是中国人的成功一面。” “阿Q是一个浑身缺点、愚昧、麻木、落后&#130;只求“精神胜利”、生命力萎缩的失败者。韦小宝却是一个有很多缺点也有突出优点、聪明、机灵、充满顽强生命力的成功者。” “韦小宝是一个阿Q式的中国人的典型。他和阿Q的区别只是，一个是被压抑了的中国人，一个是被充分释放了的中国人。” 对此，我要补充一下，阿Q是处于没落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小农阶层的中国人的典型人物，韦小宝则是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市民阶层的典型人物。
《鹿鼎记》艺术上最大的原创性，就是塑造了具有“现代精神”的韦小宝的形象。韦小宝的人物形象虽然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人物，但其思想和行为却并不完全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意识和市井贫民的思想意识，而是具有诸多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特点，比如他用金钱解决问题的思路，有钱大家赚且出手大方，以及他身上的赌徒性格……。但更深层次则是通过韦小宝的人物塑造，肯定了个人的世俗利益追求，强调了个体生命的价值。韦小宝是一个欲望化的主体，体现了一个世俗人的享乐冲动。他“自小就养成欲望追求的人生观念，欲望交易的思维方式，欲望占有的行为准则，学会了圆滑无赖、不择手段和善于机变的能力。他没有所谓的人生崇高理想，要有就是活得痛快，自在，享尽人间乐趣”  这种基于世俗生活的生存法则，正是体现了世俗平凡小人物的个性特征，同时也表征着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合理追求。金庸对韦小宝这一形象的塑造，完全摆脱了正邪对立的传统武侠小说的认知模式与概念化人物的创作模式，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标准，而引入了人性标准。可以说，韦小宝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古典式侠客形象的终结，也标志着金庸创作思想向现代性思想的进化，也标志着武侠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如果在《鹿鼎记》之后，金庸继续其武侠小说创作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其后续作品很大可能会是侧重体现小人物悲欢的现代性思想，但由于金庸在《鹿鼎记》后终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我们也就无缘见到金庸体现现代性思想的作品。而这一趋势却是由古龙延续下来。
韦小宝完全不具备金庸以往作品中陈家洛、郭靖、萧峰等大侠风范，取而代之的是武功低微、内力全无，却油腔滑调、见风使舵、撒泼耍赖的小混混形象。但偏偏就是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混混，却在尔虞我诈的宫廷大内和高手云集的江湖世界如鱼得水，无往不利，这不得不让人意外了。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便不难发现，韦小宝的无往不利恰恰不是因为他的偷奸耍滑、口是心非、见利忘义、阳奉阴违等市井劣根性，而是靠的机智百变、狡猾多诈、善于耍心眼、审时度势、投机取巧、借力打力等远超常人的能力与手段，简单地说就是他会动脑子。但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懂得并利用“人情世故”。《红楼梦》中说道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韦小宝自小生存的妓院与皇宫，都是尔虞我诈的地方，韦小宝自小耳濡目染的生存法则便是如何与这些各色人等勾心斗角，并从中取利。这对于他来说是生存本能，也是理所当然。他知道怎样和皇帝相处，怎么和下面的官员相处，怎样和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相处。他在五台山遇到“少一划”于八，立刻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与其十分投机。他是一个很懂怎样在现实世界生存的人。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指出，“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并进一步指出“‘人情’是‘仁’的一部分。”而讲人情 “要旨在于不能对不起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讲义气”！也正是这“人情”与 “义气”，才是韦小宝无往而不利的真正动因。
康熙派韦小宝去办事时，“他想小桂子年纪和我相若，武功不及我，聪明不及我，他办得成，我自然也办得成，差他去办，和自己亲手去干，也已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能亲历其境，但也可想像得之。”每读至此，我总会把书摇头，心道：未必！未必！以康熙的身份，绝不会有韦小宝这般熟悉世故人情，自然也做不到这般游刃有余。
金庸总结韦小宝“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适应环境”说的是他的不择手段，而“讲义气”，则是说他的是非标准。如果韦小宝在康熙和陈近南二人中选择任何一方站队，都是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财富与成就；如果韦小宝果真不择手段去攫取权力、金钱与美女，完全可以做到史册留名。和珅和大人应该可以视为是黑化了的韦小宝。但是他并未这样做。韦小宝心中做人的底线还是很坚定的，“做人不讲义气，不算乌龟王八蛋算甚么？”
最为了解韦小宝为人的恐怕是他的两位师父，独臂神尼九难对小宝的评价是“你除了油腔滑调之外，总也算是我的好徒儿”。陈近南的评价则是 “我平时见你油腔滑调，很不老实，可是遇到这紧要关头，居然能以义气为重，不贪图富贵、出卖朋友，实是难得”。正是由于有了“讲义气”这个底线，韦小宝纵然贪财好色、贪生怕死，偷奸耍滑、偷鸡摸狗，也不过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一个有着明显缺点的正面人物。倪匡曾坚决反对金庸把韦小宝称之为“市井小流氓”。他专门在一个会议上问过金庸，你说韦小宝是个坏人，那你列举一下，韦小宝究竟干过什么坏事？金庸当时回答不出来，楞半天，只说了一条，韦小宝赌博时经常出千，骗人。 比起韦小宝对朋友的义气，包括他对康熙和天地会的忠诚，赌博时出千是很小的事情，至少大节不亏。同样的问题如果问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只能和金庸一样回答不上来。我们遍思《鹿鼎记》全书，才发现韦小宝在每一个人生考验的关键点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做了正确的事情。
金庸刻画韦小宝的无往不利，用意显然是为了凸显“人情”与“义气”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的巨大影响。韦小宝当然不是一个正面的英雄形象，但也绝不是反面人物，这是一个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但如果因为将韦小宝这样一个小混混形象作为全书的主角，便将其解读为：金庸对自己当年着力渲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产生了幻灭感。侠客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韦小宝的成功是对侠义世界、侠义精神的颠覆。因此，韦小宝的人物形象是“反英雄”性的，《鹿鼎记》是“反武侠”的，是对宏大叙事的武侠小说的解构，是对传统武侠小说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是武侠文化的崩塌。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是目前《鹿鼎记》研究的主流观点，但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鹿鼎记》全书的风格是轻松欢快、畅快淋漓的，怨而不怒，讽而不讥。“金庸写作时的心态，其实也还是很平和的，他的讽刺也是善意的。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实，金庸并没有很激烈的批判，和我们读者一样，他还是很开心的看到韦小宝取得了很多成功的。”
毋须讳言，韦小宝与金庸以往作品中的侠客形象相比，属于完全上不得台面。而且不可否认，市井文化中缺少原则、目光短浅、趋利避祸，谙于世故，享乐主义等消极因素在韦小宝身上高度集中。韦小宝的为人也是不学无术、偷奸耍滑、流氓无赖，行事上更是谎话连篇、溜须拍马、贪赃纳贿，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事实上，‘韦小宝法则’也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劣币淘汰优币’的所谓‘格雷欣定律’的文学翻版。这是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进一步补充”。 要说作者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并没有体现批判性的内容，显然是不正确的。金庸在接受白岩松访问时，便曾表示，“韦小宝我是写了开头不久，后来想法有了点改变，我把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劣根性的典型”。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金庸对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有情不自禁的纵容和维护。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自认“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的目的，并不是一味地为了体现其批判性。金庸在与香港文化界交流中，也表示“我的目的是希望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 金庸在与杨澜的访谈中也谈到，“韦小宝，中国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我就写这样一人，不一定要人家学。” 由此可见，金庸是从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的目的出发而真实地表现韦小宝身上所具有的劣根性的。而不是要突出其身上的劣根性来增加作品的批判性。为此，金庸在情节设计上对韦小宝极力维护。首先，金庸将韦小宝始终设定在一个半大孩子上，因为小孩子总是有放肆的权利的。其次，“写到韦小宝做坏事的时候则总要为他找些客观的理由或实际的反衬” 。第三，金庸也并没有从作者的角度以道德教条的高度给予其主观的贬低。
金庸在小说创作中，总是有意无意的将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不做出结论，却总让读者们久久沉思，这样的人物刻画无疑是成功的。虽然对于韦小宝人物形象上存在不小的争议，但这正是体现了形象的丰富性，各有各的理解。对于韦小宝的评价未必有什么定见，也不应该有定见，这才符合文学形象的欣赏法则。
虽然金庸本意是客观表现韦小宝身上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但是，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韦小宝作风”却有大行其道之势。正如吴霭仪所说，“韦小宝的什么‘反英雄’角色、‘反讽意味’、犬儒幽默都被淹没，因为他赖以成功的因素，包括泼皮无赖、不怕闯、贪心、精灵、懂得作弊、花钱、奉承、虚伪，顽强的生命力和自信，根本是视作当然的求存之道，反而，像韦小宝那样富贵而不忘本、有好处不吝分给朋友的人太少了，他的所谓‘毛病’不成坏处，他的好处是罕有而实际的品德，韦小宝又怎能不是现代香港英雄呢？不过，有这个发展，金庸可能当初也料不到。”这种情况显然是出乎金庸的意料之外的，金庸没有想到读者会对韦小宝身上的这些负面因素津津乐道，于是金庸不得不在《鹿鼎记》后记中特别强调“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并郑重告诫少男少女小朋友们：“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甚至金庸也一改不对自己作品进行评论的惯例，专门写了一篇《韦小宝这小家伙》的评论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并且在不同场合反复告诫大家，不要学习韦小宝的这些行为。金庸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这一问题在“打补丁”。并且在新修版进行修订的初期，表示要对《鹿鼎记》进行大改，“我想使他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点”。
但金庸最终没有修改《鹿鼎记》的结局，他给出的原因是“这个小说不是要以主题为主的——我一直主张写小说不要主题为主——而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既然“中国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我就写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韦小宝这种不完美的人物形象，既是表现更加真实的人性，更是体现了一种摆脱道德束缚的自由精神。金庸小说自《书剑恩仇录》始，《神雕侠侣》为一变，到《天龙八部》又一变，至《鹿鼎记》则迎来了又一变。《鹿鼎记》并不是金庸小说发展的终结，而是金庸小说另一阶段的开始。只是可惜这次的“变”没有能够延续下去，终究成为了终结。在《鹿鼎记》连载结束之后，接棒《鹿鼎记》连载的武侠小说是古龙的《陆小凤》。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酒色财气桩桩俱全的不完美，却又不必背负道德束缚的风流浪子侠客形象。古龙在与《鹿鼎记》同期创作出的楚留香、陆小凤、萧十一郎、叶开与韦小宝相映成辉，共同照亮了武侠小说新一阶段的璀璨星空。

吴霭仪直言康熙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这未免有些夸张，《鹿鼎记》中无论在主题表达和情节设置上，韦小宝还是具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但将康熙与韦小宝视为“一正一反”的互为对照的关系，康熙成为全书的另一个主角，应该并无不妥。
倪匡称《鹿鼎记》是一部“反书”，也是一部“正书”。我们前文分析过，《鹿鼎记》并不是单纯的“反”，而是“有破有立”，“反”的目的是为了“正”。而康熙的人物形象便是与韦小宝形象所代表的“破”相对立的“立”。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与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满清皇帝（乾隆与康熙）分别都是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但这两个角色的人物形象和其背后的内涵却截然不同。从乾隆到康熙的人物形象转变，这其中的内涵很值得玩味。
乾隆帝在《书剑恩仇录》中是很彻底的反面角色，充分表现了其作为政治人物的冷酷无情和百般算计。接下来的《碧血剑》中崇祯皇帝是自毁长城的刚愎自用的统治者，皇太极是在修订版中增加的人物，这里暂且忽略。《射雕》三部曲中，皇帝角色隐退，作品表现的是金、元侵略者的残暴和野心，和南宋君臣的懦弱无能。这其中体现的依然是对统治阶级的批判，此种情况下，郭靖夫妇的义守襄阳重点突出了民间侠义精神的崇高。这种崇高在《倚天屠龙记》中获得成功，由民间侠义所领导的反元革命斗争获得了胜利，但也正是在即将大获全胜的前夕，侠义精神遭遇了上升的瓶颈。侠义精神可以打破一个旧世界，但对于应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却毫无主张，这可以说是凸显了侠义精神的先天不足。于是只能将最终的革命成果拱手让于更具有政治能力与政治手腕的明太祖朱元璋。也许是对于侠义精神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带来的幻灭感，《天龙八部》中模糊了阶级性与民族性，笔锋转向了人性。《天龙八部》中的皇帝形象也开始从人性出发，使皇帝形象更具有真实性和立体性，也开始出现了好皇帝的形象。《笑傲江湖》则是个意外，现实政治环境的突变代入作品之中，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斗争中反人性的强烈批判，这也以反面描写的方式来体现了人性的重要。《笑傲江湖》是沉重而压抑的，但继之而来的《鹿鼎记》却是活泼轻松的。《鹿鼎记》通过韦小宝充分暴露了侠义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局限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而真正要解决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实现正义与秩序，政治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鹿鼎记》中，政治摆脱了天然的邪恶性，对于政治的描写也冲出了“权力斗争”的狭小范围，摆脱了阶级斗争观点和社会身份决定论，以一个客观的姿态予以呈现。这也就是《鹿鼎记》中 “破而后立”所要“立”的部分，而这部分的代表人物便是小说中英明神武、雄才大略、思想开明、爱民如子的“千古一帝”——康熙。
《鹿鼎记》中康熙的第一件功绩便是“擒鳌拜”。这一功绩的作用，不仅是摆脱权臣控制，实现亲政，更重要的作用则在于“拨乱反正”。鳌拜当权期间，制造冤假错案，排除异己，迫害反对派；奴役欺诈汉人制造满汉对立；大兴“文字狱”，遏制文化发展。康熙亲政后，则是废除了鳌拜当权期间的不合理政策，缓和满汉矛盾，接受汉人先进文化，实现满汉一体；瓦解内部分裂势力，抵抗外部侵略，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对满洲入关后的暴政进行深刻反思，并免扬州、嘉定三年赋税，劝课农桑，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太平盛世。可以说，这也是作者在《鹿鼎记》创作时期的社会条件下对中国的未来的期望与畅想。而要解决社会问题，达成太平盛世的目标，以武犯禁的英雄侠士是不可能完成的，最终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的，还应该是如康熙这样有能力、有水平、有远见的政治人才。
不论是金庸作为政论家的目光敏锐，还是作为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分析评判，亦或只是纯属巧合，《鹿鼎记》连载结束的几年后，中国大地上果然发生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大事件，中国也从此开始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鹿鼎记》中康熙的角色塑造具有明显的成长性和发展性。从好动贪玩的少年天子到君心难测的睿智君王，发展脉络甚是清晰。韦小宝就发现小皇帝年纪渐长，威权就渐重，不仅表情严肃时侯就越来越多，而且使他产生的恐惧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反观韦小宝，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了，却依然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感觉。
由于《鹿鼎记》中的康熙是寄托了作者对于开明政治的良好期许，因此，小说中的康熙与历史上真正的康熙皇帝形象相差较大，也有些过于拔高，只突出其圣贤的一面，而对于其不足或是过失的一面则一笔带过或忽略不提，从而使得康熙这个角色缺乏真实性。这显然是由于作者进行了颇多刻意的美化的缘故。这种美化的目的只是创造文学上的理想人格，只是对传奇小说中的文学人物进行的美化，而不能将其认为是对历史人物的康熙皇帝的美化。至于像“赞美康熙，就是赞美整个皇帝，就是肯定专制制度”这种文革论调，大字报文体就更加要不得。
金庸在与杨澜访谈时，杨澜问起康熙“是不是也反映出您的一种社会理想呢？”金庸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想象在当时封建王朝的时候，最好的皇帝他的想法也不能脱离这样子，他不能要民主、要自由，他不能这样讲。他能够爱民，让老百姓过得好，他就认为‘人无完人’了。当时好的理想就是：好的皇帝可以让老百姓生活过得下去，中国长期以来封建时代政治理想就是这样子。” 在此金庸已经解释了由于小说时代背景的限制，《鹿鼎记》中不可能将“要民主、要自由”的思想加在康熙的身上，康熙对顾炎武《明夷待访录》中“一人奉天下，非天下奉一人”的思想大加赞赏，已经是有过度美化之嫌了。
事实上金庸并没有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希望主要寄托到一个好皇帝身上。金庸在完成《鹿鼎记》3年后写作了《袁崇焕评传》，里面清楚说明：“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

明哲

六

（留位）

明哲

七

（留位）

明哲

八
（留位）

明哲

开始说《鹿鼎记》。又是让人一个头两个大的内容

shaolinpai

明哲兄辛苦！你在挑战极限，哈哈。鹿鼎记是争议非常大的著作，倒首先不是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武侠的套路，而是因为有人认为金庸三观有问题，有黑大明赞满清的倾向，甚至有了金庸祖上是不是满清包衣的各方考证与论争，有些论点不能简单视为无理取闹，不过我一般只就作品本身来认识作品本身，而且金庸本人肯定有他自己的历史观，当然也必然有其历史观的偏见，此处的偏见非贬义，是指限于本人境界而具有的局限性，与故意抹黑或篡改有区别，不过青城派不欢迎金庸也在情理之中。

shaolinpai

你就不会造个新名字？毕竟青城派是真实存在的道家门派。

明哲

shaolinpai 发表于 2025-5-10 09:10
明哲兄辛苦！你在挑战极限，哈哈。鹿鼎记是争议非常大的著作，倒首先不是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武侠的套路，而是 ...

这种问题的确很难评价。小说不是历史，我也赞成就作品本身认识作品。但金庸在鹿鼎记中所要表达的并非如何看待“满清”的问题……

明哲

shaolinpai 发表于 2025-5-10 09:12
你就不会造个新名字？毕竟青城派是真实存在的道家门派。

这就是金庸创作时期的环境自由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自由的创作环境，也就产生不了金庸小说

shaolinpai

有道理。

明哲

第三部分更新完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