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庸小说前、后期之分野

刘国重

一



    金庸看金庸小说：“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鹿鼎。后记》），我不太反对前半句，而完全同意后半句。



    论金庸小说的紧张刺激、好玩过瘾，当然是：超长篇优于长篇，长篇优于中篇，中篇优于短篇。



    至于艺术手腕、思想内涵、对我心带来的震撼，金庸的几部中篇短篇（尤其后期的《连城诀》《侠客行》），绝对在前期的《神雕侠侣》以上。



    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又名《素心剑》）为断。



   《连城》之前，作品九部：



《书剑恩仇录》： 1955、2、8——1956、9、5 ；
《碧血剑》：     1956、1、1——1956、12、31
《射雕英雄传》： 1957、1、1——1959、5、19
《雪山飞狐》：   1959、2、9——1959、6、18
《神雕侠侣》：   1959、5、20——1961、7、8
《飞狐外传》：   1960——1961年

《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1961年
《倚天屠龙记》： 1961、7、6——1963、9、2



   《连城》之后，作品（含《连》）六部：


《天龙八部》： 1963、9、3——1966、5、27

《侠客行》：   1966、6、11——1967、4、19
《笑傲江湖》  1967、4、20——1969、10、12
《越女剑》：1970年

《鹿鼎记》：1969、10、24——1972、9、23



    金庸作小说，1955年始，1972年终，总计17年。《连》前，8年。《连》后，9年。



   《金庸作品集》共36册。《连》前，约18册。《连》后，约18册（计入了《倚天》第四册与《连城》本身）。





                           二





    《连城》之前，昂扬向上。《连城》之后，‘反抗绝望’。



    《连城》之前，摹写人物。《连城》之后，映现社会。



    《连》前，亮色。《连》后，灰色。



    《连城》之前，赞美‘江湖’。《连城》之后，质疑‘江湖’。



    《连》前“江湖”，天高地迥、光风霁月。《连》后‘江湖’，污烟瘴气、沆瀣沉浊。



    《连》前气象，如‘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李叔同临终《偈》）。《连》后氛围，似“落花辞枝，夕阳欲沉”（李叔同《诀别之音》）。



    《连》前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连》后人物，知其为之而不可。



    《连》前诸作，精彩在于对‘真善美’的描画。《连》后诸作，精彩来自对‘假恶丑’的揭露。



    《连》前小说，主要着力于编造故事。《连》后小说，记述作者本人的心灵史。



    《连》前金庸，努力使作品符合古代的背景氛围。《连》后金庸，则在小说中表现了强烈的现世关怀。（注：《碧血剑》始发于1956年，但书中颇具讽喻性质的‘三条道路’之争，却主要是1975年修改时补写的）。

  

    《连》前写作，商业动机明显。《连》后创作，经济考量渐弱。1955-58年，金庸写小说，要挣稿费。59—62年，金庸要靠小说为草创的《明报》吸引读者和订户（“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至1963年，拜‘大跃-进’与《大公报》之赐，《明报》已经站稳了，此后他的武侠小说对《明报》越来越不重要，到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宣布‘封笔’时，就几乎完全不重要了。当时香港200来万人口，《明报》十几万订户几十万读者，市场接近饱和。没有了武侠小说，多数读者还是会订阅《明报》尤其要看预测时局极准的金庸《明报社评》，继续连载武侠小说，能增加的订户怕也有限。



    假设1972年，《明报》销量出现大滑坡，我感觉金庸的小说还是会写下去的。全世界的小说家绝少有像金庸：起步（指的是写作而非发表小说的年龄）如此之晚（31岁）而封笔如此之早（48岁）！



    通俗小说的‘商业性’，向来为人所诟病。金庸作品‘商业性’最明显的，是在《明报》刚创立时。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在这篇《后记》中，作者写道：“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 金庸说这段话似乎想辩解什么？而我仍然与倪匡的‘科幻推理’同感：“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明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但在修订改正之际，仍然保持喜剧收场，却有点不明所以了。”



    而归结到金庸63--72年这十年的创作，我不认为其‘商业动机’比现今绝大多数所谓‘纯文学作家’更强。



    纯文学作家也不尽都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作发表作品，或多或少也会考虑稿费以及版税问题罢？少给他一分钱，怕也要拍案而起罢？而1955—1975年，这二十年印行的金庸小说书籍，几乎全是盗版，金庸以及《明报》都赚不到钱。给自己办的报纸写连载，稿费又怎么算？左手交给右手，双手互搏？63年以前，写武侠为了‘增加《明报》的销量’，63年以后，这个作用也降低了。



    金庸当然是商人，但商业动机在他后期的小说创作上已经不明显，他有更大的商业利益需要考虑，整个报系每年赚得千万，十几万的稿费或版税相对不重要了。



    要‘迎合读者’，金庸完全不应该写什么《连城诀》《侠客行》，这种作品根本不讨好，把这份时间精力用在写《飞狐外传》类型的作品，一定能得到更多赞美、获得更大商业利益。《侠客行》很容易给人造成‘没头没脑、莫名其妙’的印象，而《连城诀》的气氛一如书中‘大雪山’样的孤寒阴郁，更难为读者带来阅读快感，这种书他早先几年未必写得出，便有能力写出大概也不会去写。



    我绝对尊敬余华先生的才气与品质，仍不免要疑惑：写《兄弟》的余华，写《笑傲》的金庸，到底谁的商业动机更强？



    金庸的小朋友也是老朋友的亦舒曾说：“现在名满天下的文坛巨子，当年也无非靠什么江南七怪、一群乞丐起家”（大意），这话略显刻薄。不过，就算查良镛本人，早年也料不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历史地位将会主要靠那几本‘武侠小说’奠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金庸之前的武侠作家写的并不差，但其社会地位很低，更不要说靠它名垂后世了。



    金庸早期作品写得也很用心，个性决定的。用台-湾用语说来，金庸很‘龟毛’，一件事不做则已，做了总要做到最好。金庸自《连城诀》之后的后期作品写得尤其用心，因为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层得到了相当认可，一些大学问家对它们评价也很高，而经济方面的压力与诱惑同时大幅降低，他后期的几部作品的写作以及后来对旧作的认真修订，皆有将其当作‘文章千古事’来经营的味道。



    因此，我认为：《连》前作品，写给读者。《连》后作品，写给自己。



    鄙见似与金庸“写小说是为了‘自娱娱人’，现在（指后期）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的夫子自道正相反对。那是因为视角不同，两论似相反而实相成，朋友们可细思之，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说不清。





                               三





     《连城诀》以‘大白话’来写回目，例如第一回回目是：《乡下人进城》。



     金庸小说，除《鹿鼎》而外，其他14部作品都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母题。（下略)





[附记]



一 、对比金庸前期与后期作品的不同，完全根据印象。金庸小说当然可以作前、后期的划分，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为了凸显两期的不同，有些话说得过于绝对，忆昔40年前俺家‘司令部林-副统帅’——“绝，则错！”——的警告，汗涔涔下……



    只好以英国佬“规律之所以正确，，正因为它有例外”的谚语，来为自己解嘲。





二、此文本是《‘乡下人进城’意象——谈沈从文与金庸之一》的‘导言’部分，写着写着，不觉又往‘裹脚布’的方向发展，无奈，只得令其独立成贴。



                                                         2008、1、6



《刘国重叹金庸》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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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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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刘国重 于 2008-1-7 18:34 编辑 ]

爆竹

好象有些谨慎，意犹未尽，欲说急止。

爆竹

金庸说本来想修改鹿鼎记的结局，已给韦小宝一些惩罚。   
      但是最终作罢。

        于是还有话“暂且放他一马”，不知道是否戏言了。

金风

认真读完了刘先生的大作。
刘先生的这篇文字内容是极好的，但我个人觉得文章的名字还是略微改一下更好。
“腰斩”金庸，虽然打了引号，但还是有点那个。毕竟，中国人对于死生还是挺忌讳的。比如步非烟说“革金庸的命”，虽然其本意是说后辈要有敢于超越前辈的勇气，但还是由于其措辞不是很好，最终引来了不少人的批评。

刘国重

意犹未尽是有的，倒不是因为谨慎，体例决定的，如果每一项比较都加上数百字解释，会显得罗嗦。

金兄：今年打算加入标题党，党组织让俺纳投名状，没法子，只好……

这个题目确实有些不妥当，殊失敬老之道。过，改之

金风

呵呵，刘先生太客气了。
我在这儿看了这篇大作后，很快又到你得博客里看了，发现题目之一就是《论金庸的上半截与下半截》。我猜你就会“不择溪流”改文章得名字哈，果然改了，赞一个！

我和你一个属相，比你小一轮，被称为“兄”很不好意思，你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哈。

[ 本帖最后由 金风 于 2008-1-8 13:28 编辑 ]

别来无恙?

嘿嘿，我还以为前辈隐退江湖了，原来在着呢。看了佩服不已。回想从前，我觉得我得再改个ID叫青蛙。

刘国重

问金永兄好，许久不见了，别来无恙乎？

《笑傲》基本谈完，确实需要沉潜一段时间了，零星也会写几篇文字，会比以前少些。

别来无恙?

《笑傲》基本谈完，确实需要沉潜一段时间了，零星也会写几篇文字，会比以前少些。
不知前辈接下来准备谈那一部?
看前辈文章,感觉前辈后面比前面理解的要深.似乎那时还有些破绽,而现在却有了新的理解.
期待中.

陈广湖哈

不错啊  湖仔来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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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剑仙

问一下刘兄，据傅国涌说金庸最后一本鹿鼎记是代表金庸70年代后期对专制和强权的肯定，与年轻时代的叛逆，崇尚自由的精神正好相反。鹿鼎记的康熙和书剑的乾隆，二者反差较大，代表着金庸对大陆政权由不认同到最后肯定，你对傅国涌的说法怎么看？

[ 本帖最后由 小剑仙 于 2010-5-3 23:35 编辑 ]

刘国重

78年之前之后，还是这个政权，有很大变化。统治手段，大体由法家向儒家转化。
《鹿鼎记》是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回归与肯定，不是对当时的肯定（神龙安通？），却预示着对后来邓胡赵的肯定。
这种肯定，又非十足坚定。书中有一段康熙的自语—— 一时没查到，是说自己对改变人性的无力——很是迷惘，那也是作者的迷惘。
很复杂。
您把傅国涌原文，至少关键章节发我看看，我展开细谈。
问好！

刘国重

1969年《鹿鼎记》———寄沉痛于幽默，藉小玩笑写大悲剧。以明快诙谐笔调书写并疏泄灰黯绝望。

     为何如此美化康熙？是对中国现状及未来前景的绝望，绝望了，又实在不想绝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

     那么多人，熏染过现代文明，又返身向后，重回儒家，逃离‘德先生’（Democracy）的讲堂，侍立到孔夫子的杏坛，照我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的绝望。
------------旧文

小剑仙

附文: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金庸的武侠世界差不多达到了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他写的《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不是韦小宝。金庸有一个很欣赏的部属，这个人在香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法律界名人，一个女人，叫葛蔼仪，她说《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他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于是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现实中也是有对应的。虽然在武侠中写了康熙这么个人物，把他拔高成一个非常好学的、非常有雄才大略的，能够一统山河的人物，而且他在现实中，1994年访问台湾时，对记者也亲口讲过，康熙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好学、愿意学习外国的知识、有能力、爱民如子，他认为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讲到这里，我就觉得金庸跟今天活跃在大陆的二月河对上了号。二月河把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写得是多么英明，写得康乾盛世也是这么光辉灿烂，简直时光倒转五百年，活到那个世界去，那我们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后得出了跟二月河也差不多只是一步之遥的结论，认为靠开明君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否则无论怎么好的盖世武功，怎么好的智慧都解决不了那些社会问题。在武侠小说这一层面，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否定权力到最后肯定权力、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这样一个轮回。
??
??但我们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光是从他的作品还不能说是很靠得住，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现实生活当中，金庸在60年代之前都是一个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在香港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创办《明报》，前三年是苦不堪言，几次面临关门的危机，撑不下去，读者始终徘徊在一万人以下。一万人的读者要维持一家报纸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于是不是自然灾害，那是另一说。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因为报道的话要得罪大陆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
??他在政治上开始有了第一步的地位。香港的历任港督，一直到末任港督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陆、反文革出名的，在国际上，声望如日中天。但从80年代后，他却是以支持香港回归大陆出名，他的《明报》曾遭到大学生火烧的抗议。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一个转型，人们觉得是一个谜。其实金庸本人讲过一句话，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没有变，变的是下面转的盘子，盘子变了，我筷子还是没有变。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人从来就不是后来人们所想象的，他当时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评大陆文革时期的江青、林彪这些人的同时，他一贯的在他报纸上支持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条路线，所以他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忠奸观念。这个忠奸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看一个舞台上的官员，总是看是忠臣还是奸臣，除了这一传统的尺度，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判断。
??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从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宁定居以来，五百多年中，曾经出了20个以上的进士，60个以上的举人，有100多人被载入了史册，成为官员、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样一个世代科甲门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时代，之后家道中落，爷爷死了——他爷爷是他家最后一个进士、光绪时代的进士。他家里面康熙皇帝赐的两块匾还在，匾都是用九条金龙装饰的。金庸在晚年谈起这九条金龙、康熙御笔的时候，还是眉飞色舞的。可见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皇上的恩赐、御笔，是多么的深刻。
??
??一个家世的辉煌，血缘的东西也不能说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何况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大学最初的一年读的是国民党的党校，这种党校的教育传达的就是忠孝仁义这种东西。虽然他读的是外语系，但是他接受西方的东西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他非常喜欢西方19世纪故事性很强的小说，而不是18世纪的启蒙读物，从来没听说过他喜欢、或者阅读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之类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品，所以他对西方文明接受的东西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这样一个教育的结构，他身上确实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读书人。我看过一张照片，是一个电视台记者到他书房拍的，书架上摆的书几乎全是精装的英文版的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像是一个阅读原版英文书出身的人，他的观念基本还是停留在古代。
??
??对权力的判断上，他主要还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当文革结束，1981年大陆邀请他访问北京，邓小平亲自接见他，给予他最高的国宾级的礼遇，回到香港以后，他就欣喜万分，写下了两篇长文，说大陆好了，这下是肯定好了。邓小平在我看来简直是郭靖那样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还是看得很高的，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的。那么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见他对邓小平的看好。）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已经不再批评大陆的事，负面的新闻基本不再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他自己解释，他没有变，变的是下面的盘子。他只不过一根直的筷子，盘子变了，中国发生了变化，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当年他也并不是反对大陆的所有东西，而是针对当时掌握了“文革”主要发言权的那帮人。对另一批受难的人他是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经多次写文章为邓小平呼吁，那是在邓小平落难的时期。这些文章，据说邓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为什么81年会叫他来，会亲自接见他，那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他和当年掌握港澳及华侨事务的第一号人物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也有这样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时候，他也是最早预感到这件事，在自己报纸上为廖承志鸣不平。廖承志81年见到他的时候，当面向他表示感谢，请他在以后、在用得着的时候，他的《明报》和他本人多为北京说说话。这也难怪后面在香港回归的事务上，他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北京一边，坚决地与香港人民拉开距离，所以六百万香港人是坚决地反对金大侠，要火烧《明报》，不断地抨击他，从这点转变来看，他本身没变，是一贯如此，但是我们觉得他变了。结合他的武侠小说，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也是一个回归。无论从小说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他都完成了对权力的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特性。
??
??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话，这些或许本来无可厚非，人各有志，愿意站在哪边都是自由选择。但如果我们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成就他的现代人格？起码从这一点来说，是没有成就。因为成就现代人格最起码有四大要件。第一点，如果有现代人格的话，这个知识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权、二不媚俗，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就跟他们的；也不是权势者怎么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第二个要件，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创造性，无论是技术或者是学术，总要有他看家的有创造性的一面。第三个，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公共关怀的意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趋时，不矫揉造作，能够为社会说话。第四个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说他具有现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金庸的权力观是上述分析，我觉得他是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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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13號

原帖由 小剑仙 于 2010-5-3 23:32 发表
问一下刘兄，据傅国涌说金庸最后一本鹿鼎记是代表金庸70年代后期对专制和强权的肯定，与年轻时代的叛逆，崇尚自由的精神正好相反。鹿鼎记的康熙和书剑的乾隆，二者反差较大，代表着金庸对大陆政权由不认同到最后肯定 ...

这样联系在一起有点牵强附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