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核爆六十周年，网上又“清算”起金庸来。“宁要裤子，不要核子”的旧日言论俨然成了他一生“污点”，不时有人翻检出来，揭批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老底，要将这个不懂大局的幼稚文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不得翻身。
“核子与裤子”之争极具争议，但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主要基于1963年10月至1964年12月间的金庸社评，陈芝麻烂谷子，翻来覆去，至今已觉不新鲜。
1972年，陈毅逝世，美苏又达成控核协议，引起金庸对“核子与裤子”事件的追忆，他陆续撰写了多篇社评。笔者选取三篇，以补史实。这三篇社评是处于“新境”的金庸，叙述对“旧事”的看法。庶几可使我们对六十年前那场论争，拓宽些许视野。
一
金庸在1972年1月12日悼念陈毅的明报社评《性格豪爽，倒林有功》里写道：
中共著名军人陈毅于一月六日以肠癌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在中共政要中是一个很得人望之人。……。据识得他的人说，陈毅直言无忌，颇有江湖好汉之风，容易与人推心置腹，因而深得部属的钦服。……。
他有过“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名言。公平的说，这是陈毅对赫鲁晓夫反唇相讥的气话。
赫鲁晓夫讽刺中共，说中国有些人连裤子也没得穿，却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去发展核子武器。陈毅就说，没有裤子又怎样？就算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跟你苏联较量一个高下。（说不定还骂一句粗口：“他妈的，老子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干你老赫这龟儿。”）所谓“裤子与核子”，只是一种比喻，完全等于西方人所说的“大炮与牛油”。施行“大炮政策”的国家，并不是说该国的人民就没有牛油吃，陈毅所说“宁要核子”，当然也不是说中国有人没有裤子穿。有些人故意将他这句话作歪曲的解释，我们以为是不公平的。但也不必否认陈毅说过这句话。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惨遭红卫兵小将斗争，本报社评曾对他赞扬，也为他“核子裤子”这句话作过说明。
“核子与裤子”之争源于1963年10月28日，陈毅会见日本记者团，讲的一番话：“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陈毅放出中国要造原子弹的话，自然大振人心。然而话音方落，金庸就发出了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毫不客气地唱反调。这篇社论激起左派报人的强烈愤慨。待到1964年10月核爆成功，举国欢腾。金庸又继续发表反核社评，自然显得分外不合时宜。
围绕“核子与裤子”争论，香港五大左派报章《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晶报》先后两次对金庸及《明报》展开批判。
《文汇报》指责他“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香港商报》认为金庸和明报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老东家《大公报》更是连续发出《揭露最恶毒的反华〈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等“弦箭文章”。一时间，“汉奸”“卖国贼”“亲英崇美”等大帽子纷纷抛来。
面对凌厉攻势，金庸也毫不畏惧，越战越勇，先后撰写数十篇系列文章进行反击，双方斗得天昏地暗。
这场“核子与裤子”之争引发的笔战，从1963年10月延续到1964年12月底，左派报纸却突然偃旗息鼓。原来是陈毅对围攻明报的做法有异议：“《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还是爱中国人嘛，所以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这场论战就此结束，金庸也对陈毅有了好感。
金尧如时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他回忆：
1964年底，去北京开会，与廖承志、陈毅聚餐。席间，陈毅告诉众人，自己是通过内参得知被金庸点名批评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向我这个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长叫战了！他也看金庸社评对他的批评，“也分析他这个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点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得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
他首先坚持中国造原子弹没错，赫鲁晓夫和美国都在看中国笑话呢。接着，又承认自己之前讲的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确实有些片面，毕竟穿裤子还是最要紧的事。他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国家的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共产党有什么伟大、光荣呢？再说，有了核子，没有裤子又怎么打仗啊！”
陈毅认为金庸社评有一半是对的，只是“不要核子”这句话有些片面。“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显然，陈毅意识到了自己先前讲话有失偏颇。新出之语“既有裤子，又有核子”，裤子在前，表明他对金庸民生当先的理念其实也是赞同的。
二
作为报人，金庸保持着对北京当局的关注。他注意到周恩来最近会见美国“中国新政策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中国将不会浪费巨额款项用于发展核武器。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如果中国没有健全的经济，那么有了原子弹也毫无意义。”
周公的谈话与金庸当年所持观点相近，于是他在1972年2月6日的明报刊发社评《发展经济重于核弹》，指出：
这句话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周恩来明白的表示，对于中国国家和人民，健全的经济比原子弹更为重要。一九六四年中共第一次试爆原子弹后，本报和此间的左派报纸曾有过一场热烈的辩论，问题牵涉得很广泛，甚至辩论到陈毅所作的旧诗好不好，但中心论点，还是：“对于中国国家和人民，发展经济是否比发展原子弹更加重要？”……。
在一九六四年时，我们全面反对中共制造原子弹。事实上，我们一向强烈反对美苏英法试验及制造核弹，认为这是一种为祸人类的大害。这一个观点我们决不改变，任何国家试验和制造孩弹，都对人类、对世界不利。
接着，话锋一转，金庸承认，时移世易，面对苏联重兵压境，中国拥核对国家人民也是有利的。
那时苏联并未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和现在的情形颇有不同。那时我们觉得，中国若是只求自卫，常规武器已足够应付。但现在苏联重兵压境，蠢蠢欲动，中国的核子武器虽说尚未到实用阶段，但也已成为制止苏联进攻的一种力量。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态度，似乎需要若干修正。如果确如周恩来所言，中共将发展健全经济放在第一位，将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并不使用巨额款项去发展核弹，所造的核弹仅以防卫为目标，用以对抗敌人的威胁，那么对国家人民未始无利。
可见金庸衡量是非，是以人民福祉为标尺的。金庸对周恩来向来评价很高，曾在其它社评中称周为“稳健派”，赞周“顾全大局维系政权”，“不止是中共和中共政权的大功臣，更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其实，政治上金庸自认为属于“稳健派”，倾向于渐进式的改革。于政见上，对周公常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三
在社评《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中，金庸主张：“核子武器危害人类，不论美苏英法中的，都应当全面、彻底、干净地予以消灭。”
观其反核思想的形成，既有亲历战争之惨酷，目睹屋庐俱焚，尸骨满路，生出的朴素和平思想，又受罗素的反核主义沾溉良多。早在“核子与裤子”之争爆发前，金庸便在《谈〈彷徨与抉择〉》中称自己渐渐脱离左派，成为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者，几个月后，《明报》即开始连载金庸所译罗素的《人类的前途》，抨击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在“译者按”中，金庸称赞：“罗素的智慧烛照当代，胸襟广博，举世少有人及。”
1972年5月，美苏经过谈判，有望签订控核协议。于是金庸又在当月26日发表社评《人类有前途吗？》，他在其中回忆：
大约在八年前，笔者翻译了罗素所著的一本小册子《人类有前途吗？》在本版连载。这本书的主题是猛烈攻击核子武器对人类的灾害，其中特别忧虑的是，终有一天，几个大国会发射携带核子弹头的人造卫星，一天廿四小时中连续不断的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同时几个大国又会在月球上建立发射核弹的基地，以备居高临下的向地球射击，而拥有核弹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大家竞作试验，沾污大气，地球终将不适于人类居住。根据科学知识和当时国际局势而推论，这是势所必然的发展。
可今日却不必如罗素当年那么忧心忡忡，罗素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今后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原因正是：
在这几年中，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好几个重要的条约，双方同意：不再在地面作核子试验，以免沾污大气：不得将核子武器供给别的国家；不得在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携带核弹；不得在太空中的天体上装置核弹。这几项协议，基本上解除了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最重大的威胁。
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会谈，据说关于限制战略性武器已达成了协议，不久就可签订条约。……。两国的核弹潜艇和核弹数目冻结于现有的基础上，不得再增。……。这项协议如果终于签成，对全世界人类都是有好处的，对中国也不例外。……。
正是这篇社评发出的当日，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核子与裤子”之争是金庸一生绕不过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争中，金庸不畏强势，以一敌五，《明报》销量也节节攀升，到1964年年底，日销量突破七万份，从而有了与《大公报》相抗衡的底气，锐变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受众的香港大报。
这场论争的是非曲直，即使读取两造说词，也难下一个公允的按断。但事件过了一甲子仍能炸出余波，却足以照见时代的面相。愿陈毅、周公和罗素的智慧照进这个风雨如磐的时代。
按：金尧如的回忆，转引自章诗依《将军肚里能撑船——陈毅这样面对金庸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