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中较长期的工作，只有两个：一是，给自己打工。从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4年退休，服务《明报》三十五年；之前，为老板打工，为《大公报》工作十年多，1947年进入，1958年离开。金庸的《大公报》十年，对他《明报》三十五年，有奠基之功。

傅国涌认为金庸不是一个“伟大的报人”，这我赞同。但，面向仅1000平方公里上约四百万市民，没有哪个报人可以办出一份“伟大”的报纸，也没有哪份报纸可以成就一份“伟大”的报人。这一点，似尚非傅先生思虑之所及。

王芸生50年代在港主持《大公报》，这份报纸后来一直延续着他定的方向，其报格比《明报》更低，而不是更高。“转向”之前的王芸生，其表现并不差于前辈张季鸾、胡政之。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假如张、胡二先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办报就会像王芸生一样，比金庸做得更差，但断言他们必然比金庸有更佳表现也同样不靠谱。

时势使然。张季鸾胡政之是“伟大的报人”，金庸不是，这是事实。把事实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拿一方去踩低另一方。

金庸一直是志在天下的。有机会办一份报纸，左右举国舆论，影响国家进程，我认为他所能获得的成就感，远在多赚一倍钱以上。《大公报》也不是不赚钱的，“钱越赚越多。1926年复刊时的资金是五万元，1936年创刊上海版时，报馆资财已核算为二百万元，十年间翻了四十倍。”（引自徐铸成《报海旧闻》，下同），《大公报》盈利增长的速度，可能还在后来的《明报》之上。然而，将此时的《大公报》风格移植到金庸办报时期的香港，就行不通了，报社八成是要倒闭的。

要论“文人办报”，金庸比《大公报》诸子更纯粹。吴鼎昌是何等人物？入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四行储蓄会”总经理，第一等的大财阀。1926年，“由吴鼎昌拿出五万元，除接盘房子、设备用去一万多元以外，全部存着作基金，准备赔上三年”，金庸与同学沈宝新1959年创办《明报》时，哪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他们所能拿出的，不过自己一点可怜的私蓄。“《大公报》的成功，得力于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一支笔”，《明报》要想成功，能靠的，却只有沈宝新的经营，和金庸的一支笔，没钱！《明报》在创办之初，商业味道重了些，可以理解，未必就品格更低了。

傅国涌说“伟大的报人必须要付出，但金庸做不到，他都要得到”，金庸数十年间经营一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明报月刊》是“付出”；为了《明报》的长远发展，没有将报纸卖给出价最高的收购者，为此损失了几亿元，更是“付出”。看金庸1959年后对报业的投入，得不出他要是有条件面向全国办报不能成为“伟大报人”的结论。

金庸不能成为“伟大报人”，不因他的“商业心机”，而因“政治情结”。张季鸾1920年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鼓吹革命，而不入革命组织“同盟会”，因为他初入新闻界，“已决心以新闻为终生事业”。我不认为金庸1946年加入《东南日报》时有同样的决心;甚至，我怀疑金庸进入新闻界本来就有以此为跳板投身政界的打算。从清末到民国，此路一直很通。以办报起家，终成政坛大人物，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金庸表叔蒋百里1938年对记者陶菊隐就说过：“现在国家的中坚人物，哪个不是新闻记者出身？”（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

易代之际，金庸终于因为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有利于新朝的文章而得外交部顾问梅汝璈赏识，有了从政的机会。金庸没怎么犹豫，已将新闻业弃如敝屣，欣然北上求职。结果不顺，仕路既阻绝，金庸才重返《大公报》，后办《明报》。视《明报》为“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在金庸，是被逼处此，不得已也。

张季鸾与金庸易地而处，未必比金庸做得更好，金庸确有成为“伟大报人”的潜质；但金庸要是在张季鸾的年代办报，却难全始全终，为此，唯此，金庸终与“伟大报人”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