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香港，電車在銅鑼灣禮頓道的彎道上噹噹駛過，車聲嘈雜中，那是舊唐樓一間三百多呎的小小編輯部裡，四個人的夢想正在靜靜萌芽。那時的查良鏞，尚未成為萬眾讀者心儀神枱上的「金庸」，他只是一個懷著赤子之心的文人，決意要在狂飆的時代中，為中國文化點亮一盞不滅的燈。
誰能想到，這盞燈一亮就是大半個世紀。它不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華人的精神家園。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當年下決心出版這本雜誌的時候，我是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
多年後，金庸在《明報月刊》四十周年紀念號上寫下的這段話，迄今讀來仍讓人心頭震顫。一九六六年，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剛剛燃起，一股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暴席捲神州。在這樣的歷史關口，一個香港文化人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創辦一份純粹的文化雜誌，以「獨立、自由、寬容」為信條，與毀滅文化的狂潮「對著幹」。
「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這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對自身使命的清醒認知。金庸深知，在那個特殊年代，這樣一份刊物意味著什麼。但他義無反顧。
早期《明月》的編輯部設在禮頓道二號A唐樓的二樓，簡陋而逼隘。總編輯金庸，編輯許冠三、丁望，助理編輯兼校對王世瑜，四張辦公桌擠在一起，每天伴隨著電車的噹噹聲埋首編務。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從百德新街踱步而來，在靠牆的小桌上奮筆疾書，寫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離去。就是這樣一個簡樸得近乎寒酸的團隊，卻開創了華文世界一份傳奇刊物的歷史。
這份決心，讓我想起金庸筆下的郭靖死守襄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是這一次，大俠堅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根脈！
1996年春與金庸在日本熱海合照
名牌西裝背後的文化遠見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天到《明報月刊》上班，懷著忐忑的心情走進金庸的辦公室，問了一個許多人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要辦一本虧本的文化雜誌？」
金庸的回答簡潔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這句話，令我當時似懂非懂。直到後來明報集團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廣州，才有機會真正理解這位老闆的遠見。金庸告訴我：「明報上市時，每股實質資產只有兩毫錢——不過是北角那幢舊明報大廈。但一上市，股價便躍升二元九角，多了近十五倍的價值。這多出來的，就是文化的價值，品牌的價值。」
這就是金庸的過人之處。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更有價值。他用一份虧本的雜誌，為整個報業集團注入了靈魂，賦予了品格。當其他報紙在商海中隨波逐流時，《明報》因為有《明月》這件「名牌西裝」，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風骨，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
但《明月》的意義遠不止於此。金庸曾說，這本雜誌要成為海外華人文化精英溝通的橋樑。在那個兩岸三地隔絕的年代，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身處邊緣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維繫著中華文化的血脈。她發表兩岸作家無法在當地發表的作品——陳若曦的傷痕文學、聶華苓被台灣腰斬的《桑青與桃紅》，無名氏在內地無法發表的《金色蛇夜・續編》等都在這裡得以完整呈現。她組織學者撰寫南海主權的論證文章，為國家利益提供學術支撐。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三百多萬字，六大卷，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紀錄。一本雜誌，承載的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與尊嚴。
金庸在他題贈的大字版《笑傲江湖》扉頁上寫的兩句話
金庸在他題贈的大字版《書劍恩仇錄》扉頁上寫的兩句話
群星燦爛的人文精神
「《明報月刊》的作者幾乎包括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說得上是『群星燦爛』。」這是金庸退出明報集團後所作出的的評語，頗為剴切。翻開《明月》的顧問名單，就是一部當代華人文化名人錄：白先勇、余英時、李澤厚、李歐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楊振寧、饒宗頤、劉再復、聶華苓……這一個個閃光的名字，構成了《明月》最寶貴的財富。
白先勇說，《明報月刊》「樹立了一種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她的優良傳統都得以薪火相傳，一直是世界華文讀者的重要精神糧食」。余英時則深情回憶：「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始終覺得《明月》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
這份「中國情味」，正是《明月》的靈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勢力的傳聲筒，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立場，只忠於文化本身，只服膺於真理與良知。正如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兼容不同的見解，還要表現客觀的立場。一九九三年，當中英關係緊張時，《明月》做了一個特輯，同時邀請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和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撰稿，讓讀者看到不同的見解，卻都指向同一個目標——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險的邊緣。
這種中性的價值觀，這種兼容並蓄的胸懷，正是金庸武俠世界中「海納百川」的俠客精神的真實寫照。
一張手寫聘書的溫度
一九九一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橋的電話：「查先生要見你。」
我誠惶誠恐地走進北角舊明報大廈的辦公室，金庸與董橋已坐在那裡。寒暄過後，金庸讓我稍候，自己走到辦公桌前伏案書寫。空氣靜寂了約半小時，金庸起身走來，親手遞上一份墨香撲鼻的聘書——手寫的，從內容到簽名，一筆一劃都出自金庸之手。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1991年金庸給潘耀明親自撰寫的聘書
這份聘書的特殊之處，還在於金庸特意寫明，除總編輯職務外，還要我兼任總經理。他知道我在紐約大學（NYU）曾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兩年後《明報》上市，我才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這份細膩的用心，正是金庸作為卓越領導者的過人之處。
金庸退休後所寫的文章，幾乎都交給《明月》獨家發表。金庸未賣明報集團時，每期《明報月刊》出版，都會通讀一遍，發現錯字別字，便親自寫字條提醒。日理萬機的報業鉅子，對一份本文化雜誌的用心之深，令人動容。
有一幕場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記憶中。世紀之交，我與曾敏之先生策劃了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合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會議休息的間隙，金庸訕訕地走到我身邊，低聲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說來話長，一九九四年金庸賣了明報集團。他寫的武俠小說於一九七五年已經告一段落。他當時雄心勃勃，想專心寫歷史小說。他讓我辭掉《明報月刊》，到他自己創辦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當總經理兼總編輯，讓我策劃一本歷史與文化雜誌，他創作的歷史小說得以在這本雜誌連載。並與我簽了五年合約。我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上班，他卻於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因中風入養和醫院。醫生發現他的血管嚴重阻塞。後來他動了心臟手術，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後再寫不出歷史小說，因為歷史小說要做大量歷史資料的考證，囿於精力所限，他已經無能為力。我處於尷尬時期，我只得辭職，重返明報集團。當時我主動的辭退，公司並沒有作出任何善後，有點不歡而散。
不善言辭的金庸，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了最真摯的情感。那一刻，我發現他不僅曾是我的上司、老闆，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2001年12月金庸題贈潘耀明的硬筆字
成功的秘訣：用人不疑的智慧
金庸的成功，絕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業家，這樣的三棲傳奇，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也很可能絕後，他的成功秘訣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八個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學。他深諳用人唯賢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早年創辦《明報》，他大膽起用只有中學畢業的潘粵生做主編，只因欣賞他的幹練、文章和幽默感。金庸與潘粵生、沈寶新組成的鐵三角，合作無間，共同造就了一番傳媒事業。《明報》創刊三十周年時，金庸親筆撰文〈儒雅風趣的潘粵生〉，對這位老搭檔不吝讚美之詞。
但金庸的成功，遠不止於用人之道。他對新聞的理解，同樣獨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圖。文章要短，像林語堂說的「演講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輕鬆，妙趣橫生；要近，貼近新聞，貼近時代；要物，言之有物，讀之有所得；圖要少而精，活躍版面，畫龍點睛。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報紙副刊的金科玉律。
他還教導後輩：「要雜不要專，知道的事愈多愈好，『專』是不足夠做報紙的。」他深諳讀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體的新聞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終是傳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會公器，具有引導讀者的功能。這一點，從《明報》到《明月》，從未改變。
潘耀明擁有金庸一幀較罕有條幅。是潘耀明請金庸題鄭燮的《竹石》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結果金庸根據後兩句詩的意思改寫題贈給潘耀明：千磨萬擊強身術，東西南北過耳風
文化的價值，永恆的明月
今天的香港，媒體競爭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令人擔憂。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報月刊》等的存在，就沒有人會這樣說。
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潔。六十年來，她見證了時代的風雲變幻，承載了幾代華人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情懷。從最初對抗文化浩劫的決絕，到後來探討學問、傳播思想的從容，她始終堅守著「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強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視通過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裝來提升企業的影響和地位。這些成功的業績，是過去的人所沒有的，中國歷史上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我看也不會有。五百年內不會再有第二個金庸。
五百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尺度。但文化的傳承，本就是一場跨越世紀的接力。金庸用《明報月刊》點燃的火炬，無論媒介如何變化，無論時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盞燈還亮著，中華文化的血脈就不會斷絕。
倪匡曾預言：「新金學」必將超越「舊金學」這不只是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更是對金庸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承。從《金瓶梅》到金庸，從「舊金學」到「新金學」，我們看到的是一部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歷史。
記得莫言訪港時，曾三度讚揚金庸的武俠小說。他說，幾乎有華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讀者。他還說，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學值得驕傲的地方，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以「純文學」的傲慢輕視大眾文學，反而真誠嘉許，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夠跨越雅俗、感動人心的最好註腳。
而《明報月刊》，則是金庸留給這個世界的另一份禮物。她不像武俠小說那樣擁有眾多讀者，不像《明報》那樣有廣泛的流量，但她承載的，是金庸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懷。
一九六六年的那個一月，當第一本《明報月刊》在香港面世時，沒有人能預見她的未來。如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她依然在那裡，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輪皎潔的明月，靜靜照耀著華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發刊詞中寫道：「我們希望這本刊物，能夠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園地，成為溝通世界各地華人文化的橋樑。」這個願望，早已實現，相信也會傳承下去。
今夜，當我闔上手中的《明報月刊》，彷彿又看到那個在電車彎道旁的小小編輯部裡，四個身影埋頭編務，窗外傳來噹噹的車聲。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他們只知道，為了中國文化，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
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
